探索经济新动能：开源创新与法治保障

“创新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尊重创新规律的规制体系，只有这样，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才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澜在5月22日由澎湃新闻主办的“经济新动能：面向世界的创新”研讨会上表达了上述观点。

目前，中国经济处在关键转型时期。伴随国内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深度调整、全球产业链重构等，中国经济进入增长新常态。在这个背景下，创新经济是否能成为中国经济新动能？本场研讨会围绕创新要素、创新主体和创新治理探讨“经济新动能”何以可能。

创新要素之数据：代码更开源，数据更开放

“开源是一种创新理念、创新文化，是这个时代对场景和数据的需要，也是应用者、开发者的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江小涓在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发挥数据能力，赋能创新经济。

开源技术指源代码向公众开放的软件技术。开源能够汇聚众智、多方协同，获得透明高效的海量数据、大量自动化协作工具、世界范围内智慧资源的分布式协作和接力式开发，推动技术持续迭代演进和大范围联结产品、企业和产业，构建大规模生产和应用场景。开源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软件、网络和数字领域的开发和创新模式。

另外，从市场竞争的角度，开源模式加快了后起者的追赶速度，限制了软件业规模递增所可能导致的垄断。但同时，通用大模型时代的规模递增比软件业更加显著，大模型的涌现会出现后发者没有的能力。江小涓认为从现在闭源、开源进展来看，很难对未来格局下判断，不过不论什么模式，她都希望能够维护多年来促进创新的竞争性市场结构，并且支持企业进一步开源。

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除了代码更开源，还要做到数据更开放。中国公共部门掌握的公共数据相对体量大。江小涓在会上呼吁政府加大数据开放力度，推动企事业单位的数据和其它各类数据汇聚融通，为数智产业发展提供关键要素。同时，她也呼吁企业进一步开放数据，不仅给自己增强业务能力，也推动社会的共同创新，让更多企业能够用存量数据来创新。

中泰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对数据开放的价值深有共鸣。“我平时做宏观经济研究需要很多数据。”“但很多我们想获得的数据获得不了。比如国有经济和一些平台经济数据量非常大，但难以获取，这些数据如果能够在适当合规范围内公开的话，对于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李迅雷举例，当前消费结构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具体数据不透明，而促进消费对于提振经济信心非常重要。

创新要素之资本：资本要更耐心，更科技

除了增设更多开放的数据外，资本也是创新经济中的重要一环。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薛澜指出，中国研发投入以产品开发为主而基础研究比重较少。如果看企业的研发投入，中国企业投入占了全社会研发投入的七成多，但投向几乎全都是产品开发，中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全世界创新水平较高的国家里是最低的。这也体现出企业投资的“不耐心”。但是，“我们一直强调能够让中长期资金在市场上稳定下来，能够支持产业发展，支持科技进步。”李迅雷说。

目前创新经济在资本市场上还有增长空间。李迅雷认为，无论是电子芯片还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行业，中国没有一家企业的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而在美国，市值过万亿的企业已有多家。可见，中国科技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而从资本投入构成上看，中国资本对GDP贡献中基础设施投资占比较大，而信息通信技术（ICT）和软件投资比重相对较低，仅为10%左右，远低于美国的50%。

图片来源：李迅雷演讲PPT

对此，李迅雷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可以由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来保证。而从经济长期发展来看，中国资本应持续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入。

创新主体：创新的本质是发挥企业家精神

数智时代，海量数据生成，重新定义了创新各主体间的关系，企业的创新潜力越来越大。江小涓认为，数据能力支撑大型数字企业产学研一体化创新、从事前沿技术创新和基础研究，还支撑数字企业投资新创企业。“企业主体地位是在提升的”。

数据驱动型的创新模式下，江小涓特别强调大企业的作用。由于数据、数据关系、获得数据的能力、计算数据的能力、挖掘数据的能力等因素，大型数字科技企业和平台成为了创新的枢纽和核心。

如何让创新要素在创新经济中最大限度被使用？在本次研讨会上，嘉宾们的回答共同指向了企业。各位嘉宾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企业的重要地位。

在谈到未来产业和技术创新路径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钊指出：“谁最有资格去预测未来的技术路径方向？我认为不是学者，也不是政府，而是靠企业家发挥企业家才能和精神。机遇在市场里，这就是企业家发挥作用的地方。创新的本质是发挥企业家精神”。他认为，企业由于原始的利润动机，尝试探索未曾涉足过的领域，走上未曾踏足的道路，这才是创新。

陈钊研究发现，“卡脖子”产品的进出口主体是外资企业，其次是民营企业，而且民营企业的份额在上升，国有企业相对份额在下降。基于此，陈钊认为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发挥FDI(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要坚持改革，加大民营企业和市场竞争对科技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他强调，要充分享受外资技术溢出作用，国产化比例要比合资股权重要得多。合资不一定总能带来技术转移和进步，但国产化却能培育本地化的上下游产业链的技术底座，为民营科技企业的崛起奠定基础。“培育上游产业链基础非常关键，把上游产业链基础培育好了，潜在的下游就起来了，这不是政策选择，而是企业家发现市场机遇的结果，是完全自发的产业升级过程。”

薛澜则提到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企业所组成的创新生态的重要性。一个健康的创新生态，不仅包括科技企业，还要有法律、金融等各类服务机构。“硅谷有很多律师事务所解决科技公司的知识产权问题，他们是当地创新生态重要的一份子。我们的创新生态也需要各类服务企业。”

同时，健康的创新生态不仅包括大企业，还需要中小企业。薛澜指出，在创新生态中，不同规模的企业应发挥出各自的优势。比如小企业经常成为高校新技术的“试验场”，而大企业规模化的能力比较高。

创新治理：政府有为，但也要给市场留空间

企业能在创新上“大显身手”，离不开政府实施有效的创新治理，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中国有大量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出于公共目的对公民进行合理数据采集，这使得中国的公共数据量为全球之最。而中国目前数据的开放度对于社会需求和投喂机器远远不够。对此，江小涓呼吁，中国应发挥制度优势，以最大力度开放公共数据。

数字治理的另外一个角度，是企业吸引人才需要政策支撑。人工智能大模型需要快速汇聚海量资源和工程化技术能力，而且应用落地也要细颗粒度的专业知识。因而，在这一轮发展中产业界的地位更重要，吸引人才的各类资源都需要向企业汇聚。

数字治理之外，在打造科技、耐心的资本上，政府也可有所作为。

“让资本有耐心，制度得有恒心。”陈钊提出，培育耐心资本需要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这首先体现在把发展作为一个明确共识长期不改变。对此，李迅雷表示赞同：“耐心资本不能够单方面要求资本有耐心，有足够的信心，才有足够的耐心。”

薛澜也强调政策体系稳定性对耐心资本的价值。“中国缺乏耐心资本背后很大的原因是政策体系的稳定性不够。”那如何提振资本信心？李迅雷表示，首先，需要有稳定的预期，比如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应该发生大的变化。第二，相应的制度不应该出现方向性的变化。第三，资本投向应该以发展前景好的产业为主。

稳定的政策环境也是营商环境的一部分，其中关键在于法治。陈钊认为：“最大的营商环境就是公平、公正，所谓公正就是法治。”企业经营总会遇到利益冲突和纠纷，此时需要公平、及时的法律介入，且介入不应存在区别对待。“这样大家就会有稳定一致的预期，企业要做的就是一心一意把竞争力搞上去，一门心思搞创新，因为搞别的东西没有用了。”陈钊说。

顺着法治的思路，李迅雷进一步指出公平执法对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性。“我做了很多年的上海市人大代表，大家对执法环节意见最大，每年如此。”李迅雷表示，各个地方法院对类似的经济纠纷的判罚可能会有天壤之别，要进一步提高司法体系的透明度、公正性。

政府有为支持创新发展，但也要注意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薛澜表示，重要的是要保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企业该破产就破产，该并购就并购”，这样才会有一个动态演进的健康发展生态。

产业政策作为政府有为的另外一个典例，也应做到给市场留空间。陈钊认为，应少用选择性的产业政策，而多用普惠性的产业政策。“在扶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上，政府可考虑多做一些普惠性的政策，比如说基础人才、产权保护、营商环境等。这样能在指导、扶持的同时，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

陈钊还举例说，无人机产业就是在没有产业政策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无人机的发展要归功于上游产业链基础。他认为“资本无序扩张”和“民企大显身手”两者并无本质差别，这种行为即使冲击到既存体系，但本质上是对制度变革和法律完善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不应该“直接管住”。

薛澜指出，发挥企业创新作用的同时，必须关注到创新治理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一个在鼓励发展的同时，如何建立更好的规制体系的问题。市场要发挥基础性作用，但也会发生像环境、产品质量问题等市场失灵的情况，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规制。

在研讨会尾声，薛澜表示，“很多问题背后其实是一个怎么推进公共管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改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