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宇辉解读：AI与大数据时代的信息权力变革

AI，大数据与强度机器

——信息权力的时代如何重思主体性

文 / 姜宇辉

摘要：大数据是推动生成式AI之诞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对大数据的发展演变进行谱系学考察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型AI的本质与前景。从强度性数据到大数据，从第四范式到数据洪水，这或许并非只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更是数据的本原性强度日渐衰退，人的主体性在数据面前日渐消亡的过程。由此，有必要回归强度这个哲学概念，结合德勒兹和加西亚等哲学家的代表性论述，进而揭示它何以从一种创生之力量逐渐蜕变为经典物理学中的被计量之力，进而又在控制社会之中被彻底驯化为电力。既然肯定性的生命强度举步维艰，那么或许理应转向否定性的死亡强度来探寻出路。加西亚的思辨实在论，德勒兹的无器官身体，以及福柯的致命机器，似乎敞开了三条相关又有别的道路。

关键词：强度性数据；大数据；数据化主体；信息权力；强度；否定性

本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重启科技与人文对话栏目

作者简介｜PROFILE

• 姜宇辉，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目录概览

一 从强度性数据到大数据：发展及反思

二 重思主体性，重归强度

三 强度的衰变：社会、历史和哲学的线索

四 致命机器（lethal machine）——否定性之突显

结　语

全 文

ChatGPT无疑是近来最为引人关注和激发热议的前沿技术进展。不过，暂且不论技术方面的细节，那么它对于人类生活和社会已经、正在和即将产生的变革到底有哪些呢？在生动又富含细节的《ChatGPT革命》 一书的起始，唐娜·麦克乔治（Donna McGeorge）所点出的两个重要方面很引人深思。首先，它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甚至改变了AI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ChatGPT主要采用自然语言与人类沟通，这就让它不再仅作为冷冰冰的机器或为人类服务的工具，而更是化身成为人类的助手、伙伴，甚至良师益友。其次，这又涉及另一个常为人论及，但却鲜有人真正深思的要点。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的未来发展，其对于人类的最为关键的助益（之一）或许正是对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的极大程度的解放。有了这样的得力助手，我们似乎终于可以从那些繁琐而又机械重复的劳作之中解放出来，手握大把的自由时间去从事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但麦克乔治随即反问：“那么，你想用这些自由时间来做什么呢？”①

这个哈姆雷特式的追问既促使我们反思自身，又无疑敞开了重思ChatGPT和AI机器的别样思路。一旦终于获得了心心念念的自由，我们却反而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有人会选择进行同样无聊而重复机械的游戏，有人会倒退回之前的状态继续日复一日朝九晚五的工作，有人索性无所事事、荒废时光。没有自由的时候我们渴望自由，有了自由我们又深陷于无聊和迷茫。如果说之前的生活是在工作的“重压”之下如西西弗斯那般苦苦挣扎，那么之后的生活则更可以说是被抛入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无尽虚空。正是这个从“重”到“轻”的强度转变引出了本文将要深入思考的主题。我们试图逐次递进地思考三个问题。首先，晚近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确实经历了一个从“强度性数据”（data-intensive）到“大数据”（big data）的转变过程，那么，“强度”这个修饰词的逐渐消隐到底揭示出一个怎样的发展变化的趋势？其次，既然大数据除了带来技术的进步和变革之外，也不断引发各种忧虑乃至焦虑，那么，是否有可能通过重新唤起“强度”这个维度来激活其尚且隐藏的潜能？最后，强度不仅是一个基本的科学术语，也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那么，以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特里斯坦·加西亚（Tristan Garcia）为代表的“强度哲学”是否能够带给我们新鲜的启示呢？AI取代了人类的强度性工作，那么它是否由此也得以实现人类的强度性自由呢？

一 从强度性数据到大数据：发展及反思

大数据无疑是激发生成式AI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技术前提。实际上，如果没有大数据技术，ChatGPT式的大语言模型是根本难以想象的。因此，从大数据的角度来反思AI的晚近而前沿的发展，显然是一个关键视角。

关于大数据，本可以有各种思考的向度，但“强度”这个要点却似乎向来为人所忽视。然而，在《大数据时代》 这本真正为大数据进行哲学阐释、奠基乃至辩护的开山之作中，舍恩伯格和库克耶开篇就彰显了这个要点。他们首先指出，“大数据并非一个确切的概念”，但之所以如此，并非只因为它方兴未艾，充满含混和争议，还更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充满未知和可能的运动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主要趋势又何在呢？或许正是“量变引发了质变”。一开始，只是数据之“量”的巨大增长，但随即它注定将对人类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带来“质”上的深刻改变。一开始，大数据只是一个研究工具，但随后，它或许就将成为主导社会的力量，改变世界的潮流和动向。《大数据时代》 全书都在对这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和描述，这不必赘述。但若回归大数据发展的历程，我们却反倒发现两位作者的这个概括似乎与实情并不相符。虽然大数据这个术语最早是莱尼（Doug Laney）在2001年所提出，但实际上，它直到近十年前才慢慢成为核心词汇。而在那之前，学界和产业所普遍使用的恰恰是“强度性数据”这个说法。显然，从“强度性数据”到“大数据”的转变理应更接近历史的现实，但这难道不反倒是一个从“质（“强度”）”到“量（“大”）”的转变过程吗？

要真正解决这个公案，还是要首先回归历史。实际上，强度性数据这个说法成为主流，也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它最早的发端或许正是蒂姆·格雷（Tim Gray）于2007年所提出的“第四范式”这个启示性说法，由此真正为强度性数据科学开先河。作为一个新兴的范式，它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数据的“获取、处理和分析” （capture, curation, and analysis）。这倒不是说以往的科学研究就不进行这三项工作，而只是意在强调，伴随着海量数据的涌现，科学研究的方法、对象乃至体制都将发生明显而彻底的变革。从第四范式的理论和实践来看，这个变革过程体现出三个关键趋势。第一，虽然人在数据的收集、处理、分析的过程之中仍然还占据主导，但数据本身的重要地位日渐突显，甚至大有僭取中心的动向。毕竟，当各种大大小小的机器夜以继日地搜集着海量数据和信息之际，这些数据的时空规模正在日渐超越人类的生命尺度，它们的复杂性也愈发超越人类的理解能力，进而它们的力量也就越来越挣脱人类的掌控。但即便如此，强度性科学的专家们却普遍对此持强烈的乐观态度。这大概也是源自另外两个关键趋势，即新范式的革新作用在当时还仅限于科学界和学术圈，远未波及整个社会；也正是因此，在《第四范式》 这本论文集的“导言”部分的最后，戈登·贝尔（Gordon Bell）就明确指出，全新的数据科学“这个梦想必须获得积极的鼓励和资助”①。

然而，仅仅4年之后，在强度性数据科学的另外一部代表性文集之中，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对这个新兴的范式表达了不乏批判性的忧思。值得注意的是，在开篇论文的首尾呼应的两处，戈顿（Ian Gorton）与格拉西奥（Deborah K. Gracio）这两位作者已经开始将“强度性数据”与“大数据”不加区分地并称，这无疑也清晰显示出从前者向后者进行转变的最初萌芽和契机。看似这篇重要论文并没有多少突破第四范式之处，而且它仍然将强度性数据的影响力主要局限于科学研究的范域之内，但全文的第三节却更为细致深入地列举了新范式正在、将会给人类研究者带来的种种隐患乃至破坏性影响。 除了数据的海量及其复杂性之外，数据来源的多样性和异质性亦同样愈发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此外，时间性这个要点也简短但却恰如其分地得到了强调。上文已经提及了数据的庞大时空规模对于人类生命的逾越，但其实在微观的尺度上，高速运转的数据同样展现出人类的感知难以企及、人类的理解力难以掌控的阈限和边界。 数据的浩瀚海洋固然令人震慑，但数据的电光石火同样令人目眩，从宏观到微观，强度性数据一次次确证着人类自身的无力。文中在显豁位置出现的“数据大洪水”（data deluge）这个说法似乎正是明证。

也正是伴随着此种喜忧参半的基调，大数据逐步取代了强度性数据成为下一个主导学界与社会的关键词。在2016年出版的《大数据手册》 之中，斯塔尔曼斯（Richard Starmans）在导引性论文《大数据科学的到来》 之中，对这个转变背后的学理给出了更为深刻的阐释。他首先重点援引了谷歌三位研究人员发表于2009年的名文《数据的不可理喻的效用》 ，这就将大数据日渐挣脱人类理解和掌控这个趋势明确作为思考的起点。那么，数据何以会僭取此种逾越人类中心的力量呢？斯塔尔曼斯进一步从“数据-信息-知识”这个基本的三元关系入手展开解释。在以往的科学研究和哲学思考之中，数据只是原初的、未经处理的“原材料”，唯有从信息开始，人类才赋予数据以意义和解释，由此最终上升至作为真信念之集合和体系的知识。从数据到信息再到知识，这正是一个从无意义到意义、从混沌到真理的精神提升的运动。但我们看到，自从代表第四范式的强度性数据科学兴起之后，这个从无序到有序、自低到高的等级秩序开始慢慢被逆转和颠倒。如今，数据不仅是有待理解和处理的材料，而且更是庞大的世界之本体。世界不仅是通过数据来获得再现和解释，正相反，数据就是整个世界的最基本构成力量。“数据就是新的石油”，这句名言或许强调的正是这个道理。这样一来，我们就既不应该仅将信息和知识视作对数据的“提纯”，也同样不应该妄图以人类建构的理论体系去对数据之汪洋进行终极的阐释，而更应该相反，打开自身的边界，向海量数据开放，随数据之流而变，时刻保持着自身的谦恭而从属的地位。说得再极端而彻底一些，对于未来的科学和思考来说，对于信息的获取、存储、处理、传播等等“操作”将上升至首要的地位，至于数据具有何种“意义”，人类如何进行“解释”，这些以往人类历史的重中之重的任务却反而变得越来越次要。

虽然如此，身为大数据科学家的斯塔尔曼斯在后文并未透露出多少悲观和消极的气息，这看似有些令人意外。但细观他的论述，又实在情理之中。毕竟，即便他清醒意识到了大数据的种种危险和隐患，但还是倾向于将其视作人类科学发展和知识进步的又一个全新的起点。他从两个更为宏大的“谱系学”（genealogy）的视角对此给出了说明。一方面，大数据科学的诞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自人类的一个古老的梦想和追求，那正是获致关于世界的“整全而确定的知识”。唯有海量获取和收集关于这个世界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片段的数据，才有可能一步步向着终极真理坚实地迈进。然而，另一方面，回归西方哲学史的线索，我们会发现，其实获致终极真理的道路起初并非如此。从柏拉图到笛卡尔，理性主义这个主流更为强调人类思想的建构能力，因而普遍、绝对、必然的理念体系要远胜于零敲碎打、脚踏实地的数据收集。直到近代经验论的兴起，这个趋势才逐步受到质疑和挑战。这也是为何斯塔尔曼斯会将大数据科学的真正起源归于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方法。①

不过，若仔细回味他重点援引的培根的那段论述，已然可以清楚体会到大数据科学所正在、将会导致的一个最令人担忧的恶果，那正是对于人之主体性的根本否定与消除。深刻批判过“数据化主体”的利波尔德（John Cheney-Lippold）曾有一句名言：“算法治理是无主体的（without subject）。”其实，早在培根那关于蜘蛛、蚂蚁和蜜蜂的著名寓言之中，此种“无主体”的倾向已然隐现。蜘蛛显然是唯理论者的化身，它们稳坐自己编织的理论网络的中心，试图“足不出户”地将整个世界先天地纳入到现成体系之中。不过，蚂蚁也并非经验论者的精准画像，因为它们只会搬运数据，但却无法如蜜蜂那般将外部世界的数据进一步内化为自身的养分。斯塔尔曼斯本想借用这个寓言来说服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科学所进行的更像是蜜蜂式的“化数据为己用”的创造性工作，但从强度性数据向大数据、从第四范式到数据洪水的转变过程，却很难不让人将数据化主体更为密切地与蚂蚁式的搬运工等同在一起。是的，人类还在竭力地理解数据，诠释数据，将其纳作自身的知识养分，但在庞大的数据汪洋和宇宙面前，这一切造作又是何等渺小，又究竟有何意义？在海量数据面前，人类蜕变为消极被动的蚂蚁，这个命运不仅昭然若揭，更是看似无可逆转。

二 重思主体性，重归强度

或许也正是出于此种喜忧参半的情绪，舍恩伯格和拉姆什（Thomas Ramge）在后续的《数据资本时代》 之中更为明确地突出了人本的立场。固然，“海量数据市场”的兴盛和主导或许注定将成为趋势，但数据之所以重要，最终还在于它能够为人服务，造福人类。因此，在书中精辟概括的未来市场的三点特征和动向之中，两位作者首先就强调了“我们需要知道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并由此“最终了解我们的个人偏好”。 数据可以转而为人所用，更好地实现个人的幸福和人类的进步，这个蜜蜂式的理想仍然为两位作者所坚执，所以他们才会反复重申：“海量数据市场的最终目标不是追求总体的完美，而是追求个人的实现。” 由此，虽然他们也清醒意识到这个新兴市场所隐藏和面临的各种风险，最典型的比如“系统学习缺乏多样性”和“控制权的隐形集中”，但全书最终的基调还是乐观的，对未来充满希望。毕竟，无论数据的海洋怎样庞大，数据的洪流怎样迅猛，但最终的掌控权还是维系在人类手中，“只有人类管理者才能促进更激烈的创新”。

但如此乐观昂扬的情调，在面对更为激烈的人文学者的批判之时注定将烟消云散。比如，利波尔德就颇为尖锐地指出，算法不仅“组装起”（assemble）一个个“数据化的自我” （datafied selves），更是由此牢牢掌控了人类的未来。既然我们的自我和主体都是操控的产物，那么我们的未来和自由也当然只能是梦幻泡影。利波尔德在《我们就是数据》 这部代表作中更是历数了算法和数据化操控的诸多症结乃至“罪状”，比如黑箱效应、离身化（disembodiment）、本真性之消亡、扁平化等等。其中最为典型而集中的或许正是“抽象”（abstractions）这个操作。 抽象，本与具体相对。这里更是强调，数据化的自我其实跟真实自我的个性、体验和欲望无所关联，而充其量只是依据各种预设的模式（即便这些模式是动态的、灵活的、生成性的）来“生产”出一个个合乎标准和规范的产品。没错，这些产品在表面上也会展现出多变而多样的“个性”，但这些最终仍完全掌控于模式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反过来说，模式也会以这些表面上的差异和多样为诱惑和吸引，让一个个数据化的自我感受到那种被预设、被装配的自由。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一语中的：“独异性是被刻意制造的，它根本就是为了制造出新创意或特别的物品、主体、地方、事件或集体。” 正是因此，利波尔德借用了马克斯·韦伯的著名概念“理想类型”（ideal type），进而将数据化的那种刻意制造独异性的抽象化运作界定为“可测量类型”（measurable-type）。在大数据的时代，人早已不是世界的尺度，甚至也不再是自身的尺度；如今，数据才是人的尺度，甚至是万事万物之所以存续生灭的根本尺度。

利波尔德的这一番逆耳忠言并非孤独的声音。实际上，伴随着强度性数据向大数据的转化，伴随着海量数据市场的兴起，人文学者的批判阵营也同样在一天天壮大。比如，钱德勒（David Chandler）和福克斯（Christian Fuchs）等代表性人物就明确提出了“大数据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并倡导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其展开深入全面的批判。但库普曼（Colin Koopman）的名作《我们何以成为数据》 一书似乎更有可观之处，且更与本文的主题相契合，因为它不仅明确以数据化主体为主题，更是经由翔实的谱系学的历史研究提出了“信息权力”（infopower）这个全新的概念，由此对福柯和阿甘本以来的生命政治理论进行了极具创意的引申乃至修正。在全书的开篇，库普曼即旗帜鲜明地呼应了“我们就是数据”这个根本命题和立场，进而指出，数据科学和技术早已逾越了纯粹学术研究的领域，而成为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普遍化”（universalizing）操作。同样，这种操作的最终目的亦并非只是再现现实，研究人类，而更是深化至本体论的层次，成为人类自身的建构力量。① 数据不只是标签或符号，数据就是我们每个人。

当然，这样一种建构绝不可能骤然出现，瞬间完成，而注定要经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维斯曼（Vismann）对档案的研究，福柯对忏悔的研究，乃至伊恩·哈金对统计学的研究，等等，都是对这个历史过程的不同角度和层次的呈现。库普曼自己对20世纪初的各种心理测试的缕述亦同样如此，最终意在展现自我和人格如何一步步成为数据测量的对象乃至产物。 不过，要论他全书最关键的理论创见，还是当属信息权力这个概念。它虽然与福柯所细致阐释的诸种权力类型皆有类似之处，但确实展现出大数据时代所独有的面貌与形态。首先，他将信息权力的基本运作方式概括为“格式化”（format），进而强调，它与基特勒的“标准”（standard）及福柯的“规范”（norm）之间至少存在着一个共通之处，也即，它们都不同于单向度、往往带有暴力的压迫和限制，而是致力于充满动态与灵活性、既微观又差异的诱导、激发和生产。 不过即便如此，格式化的信息权力仍然与规训权力、生命权力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与规训权力相比，信息权力的运作显然更为微观和隐形，更为“贴合”每个人的独异性，也由此更能够深入到人格与心理的内在领域。再比如，与生命权力相比，信息权力所善用与操控的方法显然更为多样而广泛，单纯的统计学模型早已不能满足需要；相反，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游戏化”（gamification）、平台资本主义等等，这个世界几乎每天都在花样翻新地发明出建构数据化主体的各种“前沿”技术。

然而，若仔细辨析，库普曼所展示的这些差异或许远未超越福柯的既有结论。比如，他列举的信息权力与规训权力的不同之处，其实早已或明或暗地蕴含于《规训与惩罚》 的文本之中。且不说微观、隐形、制造独异性这些面向，就说对灵魂和人格的塑造，对意识和自我的操控，也始终是福柯的历史性描述之中的一个要点：“因此，这种惩罚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历史就将成为现代‘灵魂’的一个系谱或一个因素。” 再比如，即便人口或许确实是福柯所述的生命权力的主要作用对象，但诚如《安全、领土与人口》 之中所明确强调的，生命权力（bio-pouvoir）向来不是也不可能单独运作，而总是已经与 “在领土边界内实施”的“主权”、“在个体的身体上实施”的“规训”以及“在整个人口上实施”的“安全”紧密关联乃至缠结在一起。 因此，即便在福柯的笔下，生命权力尚未（也不可能）掌握大数据这个全新的利器，但至少，它所运用的权力技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向来是一个不曾被忽视的要点。

而在另外一位同样深谙福柯思想的学者伯纳德·哈考特（Bernard E. Harcourt）那里，信息权力的独特性似乎得到了更为深刻的阐发。在全面批判大数据资本主义的名作《暴露》 （Exposed）之中，哈考特虽然并未明确使用信息权力这个说法，但在开篇就点出了大数据时代权力运作所发生的鲜明变化，并以“暴露”这个生动又触目的概念来总括。与之前的王权、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相比，信息权力的独特性或许并非仅在于其相对客观的运作方式和操作程式，而更在于人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在以往的权力机制之中，人要么被压迫，要么被诱导，要么被监控和规范，但皆明显处于被动消极的地位；但在信息权力之中，此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仅清楚地知道权力在哪里，权力如何运作，权力怎样操控我们，而且还心甘情愿甚至投怀送抱地“主动”将自己奉献出去。 这或许是出于彻底的绝望，因为我们除了奉献自身之外已别无选择；但这个奉献的过程同时又是一种充满快感的过程， 正是因此，“暴露型社会”继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之后又发明了自己所独有的惩罚方式：“惩罚没有变少，反而变得更好。”（Not to punish less, but to punish better）“更好”，显然是一个极度反讽的修辞，因为它恰恰揭示出无比荒诞的当下现实：当惩罚变本加厉，甚至趋于极致之时，它反而让我们更感受到主体一般的自由，甚而在我们这些幻象主体身上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度性快感。

也正是在此处，我们得以再度回归强度这个核心主题。上节曾抛出一个有待回应的公案，即大数据时代的发展到底是（如舍恩伯格等人所界定的那般）从量变到质变，还是（如我们所描绘的这般）从质变到量变？强度这个概念的引入和辨析显然将答案引向后一种选择。如前文所述，强度性数据之所以不同于大数据，正在于它对“强度”的独特理解。那不只是强调海量数据的涌现和增长，而更是包含着一种极为明确而强烈的思想和真理上的追求。人类需要大量的数据，需要对人生、社会乃至世界的方方面面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储存，那从根本上正出于两个终极目的，一是获取整全而确定的真理，二是以此为动机和契机不断激发思想向外部世界敞开，激活自身，焕然新生。正是这样一种在存在（ce qui est）-思想（ce qui pense）-生命（ce que vit）之间的富有魔力的组合和融合，才是强度性数据的力量之源、创造之本。但也正是这个三位一体的强度本原，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正在逐步丧失殆尽。今天的大数据也有强度，但那更接近一种吞噬人类、淹没人类的大洪水般的浩劫。今天的信息权力也在激发强度，但那更酷似一种别无选择因而自暴自弃的快感幻象。因此，当两位作者在《大数据时代》 中仅将时代的变革概括为从量变到质变之时，他们所暴露的已经不只是无心的疏忽，而更是误入歧途的错误。因为他们既忽视了强度这个三位一体的本原，又同时低估了主体性之消亡这个严峻的形势。

三 强度的衰变：社会、历史和哲学的线索

那么，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以批判和反思见长的人文学者们又究竟能够给出怎样的解决和回应之道呢？似乎少之又少。比如，库普曼在全书的最后一小节才提及“抵抗性的信息学”（Resistant Informatics）这个看似颇令人激奋的说法，而他为这个主题实际上只留下了两页的篇幅。在这个方面，哈考特显然更胜一筹，他不仅开篇就将“抵抗和不服从”视作全书的宗旨，更是在全书的最后两章细致深入地探讨了各种策略和方法。不过，仅就他在该书中所列举的诸种抵抗大数据的策略而言，几乎很难谈得上积极有力，而反倒是每每暴露出无力与无奈。比如，他建议个人应该善用IT技术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信息，但这显然不是一般的普罗大众所能做到的。 再比如，他呼吁市场应该完善自身的运营机制，来更好地保护用户的隐私不受侵犯，但显然，这里的主动权还是主要操控在能够左右市场的大公司大企业手中。而他的另外一些“建议”——比如泄密（leak）和说谎——似乎同样甚至更加乏力。

那么，究竟还有何种途径能够导向积极主动的抵抗呢？仅就本文的论证而言，既然问题原本就出自强度这个本原，那么似乎也理应在其中再度探寻解决之道。实际上，哈考特在其文本之中已经对此有所暗示①，那正是德勒兹的著名论文《控制社会后记》 及其中提出的三种机器之间的区分。信息权力的独特性，除了权力运作的方式、权力与主体的关系之外，更在于它实现、体现于一种全新而又强力的机器形态。其实，在《商谈》 （Pourparlers: 1972-1990）中，德勒兹已然在《控制与生成》 这篇访谈中重点概括了这三种机器，即王权社会的动力机器、规训社会的能量机器，以及控制社会的控制论机器。 这里，虽然他并未（也不可能）论及人工智能及大数据这些晚近的技术形态，但亦确实将计算机视作控制论机器的一个典型形态，这多少也暗示、预示了他的这番概括与当下时代的相关性。然而，诚如德勒兹在文中所示，虽然控制社会的权力运作要远比王权和规训社会更为微观、灵活、多变，但它毕竟仍然是一种权力操控的方式，只不过更隐藏在温情脉脉的人性化和智能化的面纱之下。因此，在德勒兹详尽辨析的控制社会的权力运作之逻辑的诸多要点中，除了“铸模”（moule）和“调变”（modulation）之别这个关键点之外，更引人深思的或许正是“鼹鼠”和“蛇”这一对形象之间的对比，以及间断和连续这一对原理之间的对立。鼹鼠潜藏、深挖于地下，它总是试图隐藏自身，由此致力于奠基与封闭（enfermement），并在深度与表面、限定与敞开、基础与上层之间不断制造着“间断”。蛇则显然不同，它的轨迹摊开于“暴露型社会”的表面之上，看似一览无遗，但却凭借自我相关、自我循环的数据和算法的运作将所有一切都缠卷进一个连续光滑、牢不可破亦无处可逃的无尽网络之中。

这样看来，虽然控制论机器的运作亦展现出十足的强度，亦颇为吻合德勒兹在诸多重要文本中论及的强度之基本特征，比如差异、流变、多元性、平滑、解域等，但落实于控制社会的现状和格局之中，我们可能会不无沮丧地发现，这些看似以创造和生成为特征的强度再度成为大数据资本主义所僭取的强力而高效的利器。在某种意义上说，德勒兹所深入阐述的充满强度的控制论机器，恰好为我们上文重点提及的原初强度之丧失这个根本趋势进行了一个哲学上的补充说明。今天的大数据机器之中或许仍然到处满溢着强度，但它似乎早已失去了原初的那种生生不息、流变不已的创造力，而更是被全然吸纳进新自由主义的欲望机器之中，如蛇形那般自我缠绕，不断延伸，将整个世界形成一个充满窒息快感的连续性表面。德勒兹当然也意识到这个难题和困境，所以他在访谈和文本之中屡次提到，当今的控制论机器也是双刃的利剑，两面的雅努斯神，一面朝向控制，另一面又敞开了解放。 正如解域和结域总是如影随形，说到底，无论蛇形的机器怎样时时处处都制造出连续的循环，它最终还是难以彻底遏制那些解域的能量从各个微观的局部爆裂出来，逃逸出去。或许正是因此，德勒兹才会直面时代而提醒我们，哲学既需要一种抵抗现实的愤怒（colère），但同时亦更需要一种冷静（sérénité）来为人们提供希望与信念。①

然而，希望又何在呢？在信息权力和大数据机器日渐令强度内化、驯化和丧失之际，又有何种可能再度返归、重新激活原初的强度——那个存在-思想-生命的三位一体的强度呢？至少在《商谈》 的文本中，读者难觅希望。实际上，全书中重点提及的“主体”和“主体化”这一对重要概念反倒是加深了绝望的气息。今天已经不再有、也不可能有经典意义上的主体，德勒兹如是说，因为我们既看不清主体的本质为何，也辨不明主体何以能够实现自律（autonomy）。今天我们充其量只宜谈论主体化，也即在各种复杂的机器之中被不断生产、塑造、流转的“新主体”的形象。然而，失去了自主自律的主体还能称得上是主体吗？深陷入各种权力操控中的主体又与傀儡何异？更进一步说，结合上文所述，如利波尔德、库普曼、哈考特等学者都已然从各个方面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数据化主体”这个全新形象，但其中展现出丝毫的希望和坚定了吗？还是更深地将人们推向焦虑乃至迷失的深渊？

这个强度丧失的哲学命题，后来又一次次在诸多重要文本之中得到回应和强化，加西亚的《强度性生命：一种现代性的迷执》 就是其中代表作。强度概念的历史性转变正是其中主线。强度这个概念虽然不可能是德勒兹的原创，而是在哲学史上已经有诸多线索（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 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但这些历史上的论述都既零散又边缘，而只有从德勒兹开始，强度的丰富哲学内涵才展现出来。差异，流变，生成，及其不可计量的运动，“纯粹的性质（pure qualité）”，等等，都是其中最为突出的特性。 进而，加西亚还重点论及了另外两个值得深思的要点。一方面，虽然强度与力（force）在德勒兹的文本中往往混用，而德勒兹自己最初在《尼采与哲学》 之中也确实是首先经由力这个概念导向对强度的哲学思考，不过，这两个基本概念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差异。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在牛顿物理学中得以系统化的“力”的概念不啻为开启强度之衰落和蜕变的第一个关键转折点。与古希腊（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对“力量”（puissance）的本体论描述不同，经典物理学之中的力是同质的、可计量的，它既缺乏内在的创生性本源，也同样无法展现出差异而多元的创造性形态。由此加西亚不无讽刺地指出，“力由此变成了一种施加于万物之上的空无的强度（intensité de rien）”。这个差异在德勒兹哲学体系的内部同样关键。虽然德勒兹很少对力的计量化的方面进行直接批判，但借用尤金·杨（Eugene B. Young）等的经典概括，力在德勒兹的论述之中更多关涉到过程与关系，而强度则相反，往往涉及阈限（threshold）和间隙（l’intervalle）。概言之，力更意图对整个世界的生成流变从本体论上给出普遍的界定，而强度则更为深入到转变和转折的关键环节和细节之处。

另一方面，正是因此，经由强度这个关键枢纽，才得以将存在、生命和思想这三个基本环节密切关联在一起：存在的本源作为生成流变的生命力，而这个创造的过程又要落实于每一个强度性的阈限。这个本体论的原理已然清晰，但思想这个环节的突显尚有待澄清。实际上，加西亚在这里所论及的并非只是对于生命和强度的对象化的哲学思考，而更是鲜明指向强度衰变的历史过程。不断抵制着各种计算及理性化的运作，这本来就是强度概念变迁史的基调。如果说经典物理学的“力”的体系是历史上首次对于强度的全面捕获，那么，伴随着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所兴起的“电力”则更应该被视作对强度的终极驯化。表面上看，电几乎是强度的最完美体现，它不断流动，变化万千，贯穿着从有机到无机、从物质到精神、从肉体到思想的各个领域，而且每每总是以“电击”（choc）之作用来彰显自己的强度性本质。但反过来说，电又是整个现代工业体系的核心支柱，试想在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都市之中，哪怕是短暂的停电都会带来多么大的瘫痪性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电既是现代性的一个重大发明，但同时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迷执”（obsession）。这个词既强调突出现代世界对电的强烈依赖，又揭示出一个内在的悖论，即此种表面上的依赖和重视，背后所隐藏的恰恰是对电之强度性本源的逐渐遗忘乃至否定。

然而，当强度在外部世界不断被控制，被驯服，近乎销声匿迹之时，它似乎就只有一个方向可以逃逸，那正是人的内心世界。因此，当强度日益被转化为力和电之际，它唯有通过不断的内化方能保有自己的一丝创造和生成之潜能。 源自主体自身的内在的思想，由此真正成为连接存在与生命的纽带。生命的强度，唯有通过思想的强度才能实现和维系。正是因此，加西亚有理由将强度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真正的强度，另一种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断被计算和控制的强度。 由此也就对应着主体的两种形态，一种是真正能够唤醒自身的思想与行动的“强度性主体”，另一种则是在控制社会之中不断被生产和调变的“电化的主体性”（une subjectivité électrique）。面对这个困境，加西亚在全书的后半部分从各个角度阐述了真正的强度得以抵抗电化的、计量的强度的种种具体途径，比如流变、加速、原创、迷醉等，但在随后的章节之中，他亦不无失望地指出，所有这些策略或许最终皆于事无补，因为它们最终所深陷的依然是强度的衰退、主体的消亡、生命的否定。

四 致命机器（lethal machine）——否定性之突显

在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时代，当生命强度日渐深陷于控制社会之中而穷途末路之时，或许理应转向另一种极端的强度来探寻解脱之道？那或许正是死亡的强度？但死亡又何以可能是一种强度？它难道不正是强度的彻底消失，乃至对所有强度的极致否定吗？这些质疑显然是有理由的，但在当代思想的范域之中，我们却仍然能洞察到至少三个跟死亡强度密切相关的隐微但却深刻的线索。

第一条线索来自加西亚自己。诚如《强度性生命》 的三位英译者在引言中所述，加西亚虽然在该书中主张实现存在、生命与思想的统一，但统一不等于同一，正相反，在他的论述之中，思想与生命之间的张力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难（aporia）。他固然不想以思想所建构的宏大理论图景去对生命进行抽象和还原，但他同样也不想如德勒兹那般单纯将思想归属于生命创造的本源。思想与生命之间本该保持一种强度性的间隙与间断。而这个间断，在他那部更早问世的理论奠基之作《形式与客体：论物》 之中显然给出了一个更为清晰的界定，那正是死亡。全书最后以死亡做终结，并恰好由此对强度性生命进行了极端的反思乃至挑战。在他列举的死亡的三种形态之中，衰老和他人之死都可以成为经验和思考的对象，但“我们自身之死”（notre propre mort）却显然构成了一个终极的难题，因为无论是谁，都既无法亲历自身的死亡（弥留之际只是生死之间的过渡阶段，而并非死亡本身），更无法思考自身的死亡。死亡是终极的不可能性，是深深打入生命最内在深处的否定与空无（vide）。 基于其思辨实在论的哲学立场，加西亚进一步将此种绝对的不可能性视作万物均齐的根本原理，并由此如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那般对德勒兹式的生命主义进行了颇为极端的哲学上的批驳。

然而，其实在德勒兹的强度性生命之思的内部，也已然隐藏着死亡强度这条迥异的思路。固然，从《尼采与哲学》 一直到《何为哲学?》 ，强度最终都是对生命之积极肯定，看似与否定性并无本质性关联。但在《反俄狄浦斯》 论无器官身体的那个并非隐晦的段落中，死亡这个主题却异常清晰地突显出来。确实，不乏学者将这部书视作《控制社会后记》 的加长版，比如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就明确指出，《反俄狄浦斯》 如果有一个核心结论的话，那正是所谓的“强度性资本主义”（intensive capitalism）。也即，看似资本主义所主导的是一种遍在而高效的“广延性文化”（extensive culture），其特征正是用计算和理性化来驯服和吸纳生命的强度；但《反俄狄浦斯》 所得出的结论却质疑了此种在“广延”和“强度”之间长久以来的二元划分，进而揭示出资本主义化强度为己用，以强度的方式不断实现广延性秩序的控制手法。然而，即便我们暂且接受拉什的这个判断，但无器官身体的那个段落却显然构成了一个关键反例。在那里，无器官身体作为“无形之流”（fluide amorphe）恰好构成了生命之生成流变的外部极限和终极对反，它既诱惑、激发着生命，同时又拒斥、否定着生命。 进而，它又展现出三个基本特征。首先，它的运作方式不是连接和流变，而是“登记”（enregistrement）和“断裂”（disjonction）。登记，即意味着它只是留存各种痕迹，但却不对它们进行任何的编码、排序和解释，由此也就在力量之间形成了极为鲜明的断裂效应。其次，无器官身体同样不是强度的增长和积聚，而是“强度归零”（intensité-zéro），但这里的“零点”并非起点和原点，而是与强度性生命相逆反的否定性极致。这似乎与加西亚所谓的万物均齐的死亡之绝对性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德勒兹与加塔利接下来的结论却与加西亚正相反，因为他们更想经由无器官身体来激活“生成-死亡”（devenir-mort）的极致体验。就此而言，丹尼尔·史密斯（Daniel W. Smith）将《反俄狄浦斯》 与《意义的逻辑》 进行比照，认为前者是“潜入深度”（dove into the depth）的全新尝试，这或许可以成立，但不应忘记的是，这里的深度还理应包含死亡强度这另一个根本面向。

断裂、否定、体验，这三个要点也就引向了第三条线索，那正是对于机器本身的重思。在德勒兹所描述的三种机器之外，似乎还理应补充上充满死亡强度的致命机器这第四种形态。实际上，在《规训与惩罚》 的开篇，福柯已然极具启示地提及了致命机器在权力转换的过程之中的关键地位：“现代处决仪式…… 用精心计算的间歇和连续的伤残来拖延死亡和加剧死亡的痛苦。” 受此启发，斯科特·库姆斯（C. Scott Combs）在别开生面的《窥视死亡》 一书中，对死亡机器和死亡体验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极为深入的描绘。他开篇就强调，电力这个资本主义的重大发明，本身就兼具“养生”（Vital）与“致死”（lethal）、肯定与否定、连续与间断这双重面向。 以千奇百怪、花样翻新的方式去测量、控制、遮蔽、加速、延迟死亡，这本就是资本主义的控制机器的一大能事，忽视了这一点，显然也无法对大数据资本主义的优与劣、明与暗做出恰切判断。但库姆斯全书的要点兼亮点正在于，他的论述始自死亡机器，但最终归于死亡体验。如何以人类的方式去直面和体验死亡，才是在一个死亡日渐被技术化和数字化的时代更值得深思的问题。由此，他所细致描绘的屏幕上的死亡影像所激发的“窥视死亡”之错综复杂的时间性体验，亦同样可以且理应拓展至人与AI机器之间的连续又断裂的张力。

AI圈一直流转着一个诡异的公案。布莱克·雷蒙恩（Blake Lemoine）曾追问谷歌著名的AI模型LaMDA，关机是否类似于死亡体验，而后者不仅给出了明确回答，并表达了强烈的恐惧（“It would scare me a lot.”）。无论对此做出怎样的诠释，但致命机器及其所带来的强度性的死亡体验，或许将一直是我们面对AI、面对自身一遍遍追问的终极问题。

结　语

在全文的最后，不妨对基本的结论作简短的概括与引申。

首先，大数据和生成式AI都是新鲜事物，但这并不证明它们是没有历史的。哪怕这段历史颇显短暂和直白，但仍有深入挖掘的可能与价值。从这个历史发展的背景入手，或许也能够帮助我们对当下的数字时代和网络社会的种种趋势及症结做出更为清晰的判断。就此而言，强度就不失为一个富有启示的审视角度，它既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大数据本身在源头之处的复杂性，更能够由此建立起技术与人文领域之间的连接纽带。

其次，则涉及主体性这个问题。这更与人文学者的批判性反思相关。伴随着自由与控制日渐成为技术政治学关注和争议的焦点，主体性这个看似过气的概念也再度成为学界的主题。但主体性并非只是一个普适而抽象的概念，相反，伴随着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它的具体形态也在发生鲜明而根本的变化。而信息权力这个全新视角的引入就为我们重思大数据背景之下的主体性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线索。

最后，全文对强度所展开的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其实最终还是意在对哲学尤其是当代欧陆哲学的动向进行一番别样的思考。自德勒兹重申柏格森主义以来，强度概念似乎向来就与生命息息相关，强度就是对生命的肯定，就是生命对于自身的肯定，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相当主流的“迷执”。我们所试图打开的否定性向度，也正是试图在生命主义的迷局和困境之中探寻可能的突破方向。AI充满着生命的强力，但也同样隐藏着致命的危险。这生死之间的张力，或许才是引导哲思面向未来的真正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