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其辉、陈昭博探索数字地图的新领域

摘要

“现实附近”正日益深度地向“数字附近”发生转换，这种转换以数字地图为技术支撑。本文从福柯的“异托邦”视角出发，针对百度地图、高德地图、腾讯地图三款地图应用中的“附近”功能，主要运用走查法和黑盒测试法，系统勾勒其建构的异托邦式数字附近面貌。藉由特定的技术架构、数据格式、界面系统、平台规则，乃至平台间互操作等技艺，数字制图技术将“附近”由区分远近的抽象分类话语建构为一个可视化与信息化的复合空间。这种新型附近呈现出在地与流动并存、暂时与永恒交织的独特时空秩序。作为异托邦的数字附近不仅成为“地点”争夺其可见性资源的重要场域，而且也利用其类别化、脱域化、集体化的媒介逻辑补偿乃至重构着人与现实附近的互动过程及面貌。

作者简介

黄顺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陈昭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四川大学“从0到1”重大项目《数字地图的社会建构》（项目编号：2021CXC29）阶段性成果。

京东、快手、抖音等平台近年来纷纷推出“附近”“同城”或“本地生活” 等功能板块，试图构筑一种有别于传统“现实附近”的新型“数字附近”。以前，日常生活大多在现实附近的舞台上演绎，如去附近公园游玩、去附近商场购物、去附近餐馆吃饭。现在，数字附近正日益深度地中介并重构日常生活，如人们可通过手机在社交媒体平台查看“附近的人”、在线上购物平台寻找“附近商家”、在直播平台查看“附近频道”。数字附近为理解当今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维度。

数字附近的运作离不开数字地图的技术支撑。在性质上，数字地图既可作为"基础设施平台"单独运行，亦可嵌入"部门化平台"中运行(van Dijck， Poell & de Waal，2018：4,12)。在我国的百度地图、高德地图、腾讯地图这三个基础设施平台上，都有名叫"附近"或"周边"的功能模块或栏目,而本文正是要关注它们所构筑的数字附近。这种数字附近的典型特征是，通过"POI"（point of interest，译作“兴趣点”）对各种现实地点予以归类，大量POI纵横交错为一个庞大的体系。有了这种归类逻辑，不仅能以地图使用者的当前位置为圆心向外辐射，而且也能优先呈现给定半径内符合检索词的地点。在地图内置的推荐算法帮助下，数字附近中的地点呈现与类别推荐还可实时更新。

本文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异托邦"（heterotopia）视角出发，系统考察由上述三款数字地图应用中附近栏目所构筑的异托邦式数字附近面貌。作为一种空间批判范式，异托邦直面现代社会中异质空间林立且呈网络化与关系化的状态。由此视角出发，现代空间中不同位所的网络拓扑关系得以浮现（Foucault， 1998:176）。福柯眼中的异托邦通常指向现实生活中那些真实存在并连接不同位所的特殊空间（Foucault，1998:178-179)，而如今的数字附近则构成了异托邦的最新形态，它们以数字化、网络化、关系化的逻辑，重构着现实附近中人与人、人与地点、地点与地点的关系。

一 附近、数字附近与异托邦

"附近"乃是一种用以标识远与近的空间分类话语（福柯，1969/2021：23-24；Bowker & Star， 1999：1-2）。在汉语中，"附近"一词自唐以降被用以抽象地指代某个中心点的周边地域（刘东升,潘志刚, 2008）。这种抽象性与异质性延续至现代人对附近的日常使用中。在前数字时代，附近还极大地承载着人们在特定地方栖居时的社会性和情感性（严飞，2022a）。附近不仅是连接城市、国家等大尺度地方与社区、家等小尺度地方的"中间点"（Aksel & İmamoğlu， 2020；Lewicka， 2010；Mandal， 2016)，而且也是从私密空间迈向社会公共空间的起点。附近还有着"生活教室"的作用：既可为理解更大的社会变迁提供一个缓冲地带，也可为人际或人地的互动创造独特的空间与可能（Xiang， 2021a）。

数字技术尤其是"位置媒介"的兴起正在重构着人与附近的连接状态。位置媒介建构的"复合空间"（hybrid space）实现了人、数字界面、物理空间的连接（刘钰潭， 2022; De Souza e Silva， 2006）。对于位置媒介这一"可标出地理位置"的媒介形式而言，可"提供周边环境信息"的附近自然是一种基本技术组件(Frith， 2015:2-3)。附近经常作为辅助功能或独立模块内嵌于位置媒介中，成为标出位置之后连接"人-界面-物理空间"的必经地带。而对于附近的媒介化与复合化，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认识。悲观者认为，数字附近乃各种权力试图侵占附近空间的产物，意味着隐秘而深层的空间收编。这种收编可体现为平台利用附近功能以实现更底层化的平台围场扩张（Wilken， 2014），也可体现为网格化社区治理等基层空间治理术（Xiang， 2021a）。这样，原本抽象混沌的附近便逐渐被确定且可控的政经举措接手，其社会-情感内涵也逐渐弱化乃至消弭（Xiang，2021a）。而乐观者却认为，数字附近正以新颖的方式实现人与人、人与地方的重新连接。例如，移动社交应用中的“附近的人”功能可放大人们在邻近物理空间中的邂逅机会，带来一种有别于“原子化”的“社会分子化”效应（Humphreys， 2007）。基于数字附近的信息交换也有益于潜在地实现人与特定地方之间的“偏狭化”连接（Humphreys， 2010），数字附近中的内容分布也可反映现实附近空间的脉搏节奏和地点特殊性（Farman， 2014：3；Frith & Saker， 2017）。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虽部分揭示了数字附近对于人与现实附近互动的中介作用，但视角上仍有诸多局限。首要的不足在于，面向位置媒介的研究大多过分强调“位置/中心“，对“附近/周边”则一笔带过。同时，它们通常流于在“使用”层面上探讨人际的或人与物理空间的互动模式变迁，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视角忽视了硬件、软件、地点等各种“非人行动者”在数字附近中的作用，也疏于考察界面之下数字附近的物质性以及复杂的实现与运作机制。

而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却非常有助于我们认识数字附近的中介机制。福柯的著作中存在“大量技术术语与隐喻”（Gerrie，2003），“若不了解技术在福柯研究中的作用，便无法充分理解福柯”（Matthewman， 2013）。技术在福柯眼中并非中立的人造物，而会以各种结构化的方式使权力作用于人。他以“技艺”这一概念来指代缔造权力的各种技术媒介，而技艺既有赖于特定物理对象，也有赖于某些标准化的“统治机制”（Foucault， 1975/1995：136-138；Gerrie， 2003；Matthewman， 2013）。由技艺所编织的权力关系始终作为一种异质性网络存在，他将其异质哲学观点置于“异托邦”思想之下。对福柯而言，权力技艺有话语和空间两个面向（张锦， 2016：84-85）。前者化身为常识性的词物秩序，正如人们视“附近”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空间分类话语一样。他提醒我们，任何所谓的常识或知识型都具有特定时空条件，因此需要去反思话语生成的条件性（福柯，1966/2016：前言1-4）。后者则指向现实空间的秩序条件性。与中世纪的“局域化空间”和自伽利略以降的无限“广延空间”不同，现代社会藉由“位所”（emplacement）制造出了高度复杂的网状关系空间，其中的各种位所或地点以“邻近关系”来确定自身，各种人与物根据某些条件或偏向建构出网状的“关系集合”（Foucault，1998：176， 178）。而福柯尤其关注的是，一些真实存在、“具有连接所有其他位所功能的特殊位所”（Foucault， 1998：178），它们可以“标示”“反映”或“表征”其连接的空间关系集合。他将这些看似偏离常规空间秩序却可反过来彰显邻近空间关系的异质性位所叫做社会空间意义上的“异托邦”。

不管是在话语还是空间的意义上，福柯都在强调一种打破庸常、反思常识话语或常规空间的形成与运作技艺的取向（尚杰， 2005；张锦, 2016：129-132；Matthewman， 2013）。他在异托邦的前两个原则中指出，任何社会文化都存在异托邦（原则一），同一种异托邦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会以大相径庭的方式被制造出来并维持运行（原则二）（Foucault， 1998：179-181）。因此，既需检视作为话语性或空间性技艺的异托邦以何种“精确”和“特殊”方式运行（Foucault， 1998：180），亦需以一种异质的、关系性的、警惕性的取向考察日常话语或空间中遍布的“结构化的技艺活动”（Gerrie， 2003）。这与本文对数字附近的研究旨趣非常契合。数字附近已成为一种当今社会中泛在而隐蔽的技艺，在话语和空间的意义上均体现出了异托邦特征。从话语来看，通过数字地图这一权力表征媒介（杨致远， 2015；Gisler， 2021），数字附近的内容设计与表征是数字化背景下一种新的建构社会空间秩序的话语资源，变形式的表征使之成为一个“文本异托邦”。从空间来看，数字附近以特定方式将异质性要素置于同一图层上，并将其邻近关系网络可视化，建构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物理附近的、新型的“附近”异托邦空间。此外，作为“行动者网络理论鼻祖”（Callon， 1986：230；Matthewman， 2013），福柯对人与非人要素的一视同仁呼应了拉图尔（Bruno Latour）和劳（John Law）等人的物质性观念，他对“硬实物”与“软机制”的同时强调甚至超越了后者“仅聚焦于机器与硬技术”的视域（Law， 1992；Latour，2005；Matthewman， 2013），有望弥补既有数字附近研究“重位置轻附近”和“重人轻物”之缺陷。

福柯还提出了另外四个原则。第三、四原则解释了异托邦如何与其他位所相连接。异托邦有能力将原本互不兼容的位所“并置”于同一现实空间中，使之相互连接。例如，波斯人的传统花园和现代动物园将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空间样态聚合到一起（Foucault， 1998：181-182），这与数字附近按“美食”“景点”和“休闲”等门类组织现实位所的分类并置逻辑如出一辙。除空间面向之外，异托邦的位所连接性也有时间面向，福柯谓之“异时”（heterochrony）。图书馆、博物馆等异托邦不按线性时间逻辑运转，它们并置地累积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与文物，以实现“永恒的异托邦”。反之，节庆、市集等临时性和周期性的位所则是“暂时的异托邦”，暂时地否定或颠覆常规秩序（Foucault， 1998：182-183）。而在数据和算法等技术的中介下，数字附近的制图工作、更新反馈、数据积累等各环节也同样存在非线性的时间运作逻辑。第五个原则揭示了异托邦的秩序机制，即异托邦有其“开闭系统”，不让人任意出入。比如，人们被迫地进入军营和监狱等异托邦，人们须在特定仪式或净身后才能进入某些异托邦，向过客开放客卧的南美大农场不让其进入该异托邦空间的中心（Foucault， 1998：183-184）。数字附近也同样有其开闭准则。与福柯侧重于“人”的开闭不同，数字附近的开闭还指向位所本身等“非人”对象。最后一个原则涉及异托邦发挥的中介性作用或功能。福柯认为，异托邦可制造出一个以“幻象异托邦”和“补偿异托邦”各居一极的连续统，其中妓院建构的幻象异托邦拒斥着真实空间中常规的经验或空间秩序，而殖民地建构的补偿异托邦则承载着创设一个崭新完美的理想空间之愿景（张锦， 2016；Foucault， 1998：184-185）。数字附近同样具有补偿作用：它以清晰且高效的组织方式，弥补着现实附近的抽象与混沌。

还需指出，福柯眼中的异托邦虽主要指向现实空间，但后续研究者已大大拓展其适用场景。譬如，不少学者透过异托邦的理论棱镜审视了社交媒体（Lee & Wei, 2020；Rymarczuk & Derksen, 2014）、维基百科（Flavin， 2021）之类的“赛博空间”（Wark， 1993）。亦有人针对“自拍”这种介于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第三空间”，从“镜像异托邦”的角度，揭示了其中幻想与实在、自我与地方相互纠缠的异质性和混杂性等特征（Koliska & Roberts，2021）。这些研究都以异托邦为方法论框架（Johnson， 2013），关注由各类空间场景的异质性所激发的人们对各种权力与秩序问题的反思。其实，强调空间类型本身既不是福柯的异托邦概念之核心所在，也不应成为以其为分析视角时的限制性条件（Johnson， 2013）。由此路径出发，不仅以异托邦为视角来考察以赛博空间为直接载体的数字附近切实可行，而且存在于赛博空间中的数字附近也绝不是纯粹虚拟和想象的，它利用数字化的技艺逻辑与权力表征重构着现实附近，既源自又指向现实空间。我们相信，通过以数字附近为例引入复合空间这种数字化时代异托邦的最新样态，将有助于拓展福柯及后来者针对异托邦而提出的论断。

在上述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针对以数字地图为技术支撑的数字附近，借助福柯的异托邦概念所提供的方法论框架，考察其建构出了何种异托邦面貌以及采用何种技艺来中介人与现实附近的互动。具体而言，本文将利用福柯为经验性分析指明方向的后四个异托邦原则，回答如下研究问题：作为异托邦的数字附近如何并置或连结其他现实位所，并由此绘制了何种邻近关系网络？数字附近呈现出何种异时特征？作为异托邦的数字附近具有何种开闭系统？数字附近发挥着何种幻象性或补偿性的功能？

二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三款移动端地图应用中的“附近”栏目为研究对象。百度地图是国内首家推出附近功能以“打造本地生活入口”的地图厂商。高德地图在被阿里集团收购后，长期深耕以“附近”为典型代表的位置服务。腾讯地图仅次于前两者。这三款应用代表了我国IT行业“BAT”三巨头在互联网地图产业中的布局，以其为研究对象具有充分的典型性。

本文以“走查法”和“黑盒测试”为主要研究方法。走查法鼓励研究者进入应用/软件界面中去细描，通过注册、登录、使用、离开等漫游阶段去勾勒其结构、功能、内容、符号等，以揭示其整体生态（Light， Burgess & Duguay，2018）。我们以多种身份漫游其中：一是以普通用户和店铺的身份进入，长期（2021年5月至2022年11月）观察并记录附近栏目的图层设计、交互机制、文本内容等；二是在“百度地图开放平台”和“高德开放平台”上注册为开发者，以了解数字附近的代码实现过程。黑盒测试法有助于了解数字附近的运作细节。此法不关注软件内部的代码细节，而关注特定输入得到何种输出（佩腾， 2000/2006：42-43）；它要求测试者根据软件的功能、架构等定义相应“测试用例”。结合附近栏目的功能特征和本文的侧重点，我们以“场景法”（林连进， 谢怀民， 2018:65-66；吴伶琳， 王明珠，2017：110-115）构建测试用例，即按照各种用户使用场景来定义用例，同时包括“基本流”和“备选流”两种场景。例如，用户使用百度地图附近功能的基本事件流依次为：打开地图应用—同意“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开启“位置权限”—点击浏览“周边”栏目—输入检索词—得到输出。由此出发，我们结合三款地图应用的服务协议等文件发现，影响并形成备选流的场景条件包括“地图应用”“启动记录”“检索或浏览记录”“时间”“当前所在位置”“检索词”“检索半径”和“排序方式”等变量。我们最终构建并施测171个测试用例（记作S01-S171）。

为克服只聚焦技术“物”的片面性，本文还收集了许多其他材料。一是从豆瓣、小红书等平台招募到7位对数字附近拥有较丰富使用经验的用户开展半结构化访谈。受访者以女性为主，年龄在20到32岁之间，涵盖学生、外卖员、公务员等多种职业。二是收集了由这三家地图平台生产或与之相关的大量文本资料，如POI数据集、软件更新日志、开发文档、隐私政策、版本更新记录。三是收集了与数字附近相关的媒体报道。在“中华数字书苑-中国报纸资源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到277篇相关报道，还延伸性地检索到报道中提及的若干政策与产业文件；在百度中检索到188篇过去十年间与数字附近相关的文章。

三 位所并置：数字附近的异质空间拓扑

与其他位所相关联或并置乃异托邦的首要特征。例如，剧院将各不相干的位所完整连续地呈现于舞台上，波斯人将整个世界象征性地浓缩于花园中（Foucault， 1998：181-182）。这两种并置形式与数字附近的媒介载体“地图”颇为相似，都是对现实空间有选择的、变形的表征（蒙莫尼尔， 1991/2012：7）。

下面，通过对数字附近的物质性基底、数据格式、前端图层的分析，以揭示其位所并置逻辑。首先，数字附近的实现有赖于特定的代码逻辑及软硬件互动。以高德地图为例，数字附近的生成以对POI数据的检索为基础，其中包括“查询”和“设置边界”两个基本函数:前者用以定义兴趣点检索的限定条件，至少必须定义关键字、类别、城市中的一个;后者用以定义检索的中心点、半径、边界形状。同时，数字附近的软件运作也需与硬件环境相辅相成:必须先开启位置权限，再凭借操作系统、硬件设备及其传感器来自动采集各种位置信息（百度地图，2022），才能生成数字附近的“中心点”。其次，数据的“格式”从根本上决定着数字附近的并置逻辑。数字附近以POI作为底层的数据组织格式，每个POI都是关于特定地点的信息聚合，其中除了经纬度等基础地理信息之外，可能还包括其他信息，如营业时间、人均消费、用户评价。“格式”并非纯技术性的，亦有其政经属性（Plantin， 2015）。在经过POI格式的转译后，现实附近中纷繁交错的场所便被以一种标签化的、分门别类的逻辑并置在了一块。例如，高德地图中的POI分类编码表将采集到的各种现实地点划分为“餐饮服务”“风景名胜”和“购物服务”等23个大类，再细分为267个中类和906个小类，如“餐饮服务”下设“中餐厅”和“外国餐厅”等9个中类，“中餐厅”下又设“四川菜”和“广东菜”等23个小类。第三，数字附近前端的图层及其符号系统也照此分类的并置逻辑绘制而成。并且，三款地图在使用机制以及各级页面的符号要素、布局、架构上都高度相似。比如，每款地图中附近栏目的前端图层都可分为两类:一是附近功能的一级页面会主动推荐某些地点及地点类别（见图1）

二是用户可通过点击某个地点类别或检索关键词的方式来搜索附近的同类地点，检索结果以列表形式汇总为二级页面，也会直接标注于底图之上。不止这些基础设施化的数字地图平台如此，那些嵌有附近功能的部门化平台（如美团）亦按类似逻辑来设计其首页和检索结果页。可以说，数字附近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了一种“制度性同形”（DiMaggio & Powell，1983）的场域面貌，具体表现为界面、格式、交互等方面的同形。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着特定生成机制与界面构造的数字化附近即可呈现于用户眼前。用例S97-S111以“超市”“酒店”“景点”“药店”“充电桩”等类别为检索关键词，测试了多种情境中的数字附近面貌。结果发现，数字附近会根据类别或情境的不同而作出更精细的设计，并最终打造出异曲同工的、垂直化的“本地生活入口”。在地图的底图上，通常以差异化且易于联想的图标来指代不同类别的附近地点，如以“购物车”指代“超市”，以“床”指代“酒店”，以“闪电”指代“充电桩”。在按某一类别检索出的底图与二级页面结果的地点辅助信息类型上，也会有所调整。以百度地图的附近栏目为例:会在充电桩类地点的图标旁或结果列表中标注出“剩余车位”与“电价”;会在景点类地点的图标旁标注“开园时间”，并在二级界面顶部设置“公园”和“动物园”等二级类别序列;会在酒店类地点的图标旁标注“最低价”，并在结果列表中标注“近地铁”和“洗衣房”等相关配置状况。显然，类别化的空间并置逻辑不只是通过尽可能纳入各类现实位所来打造一个数字化的“巨型商场”（秦兰珺， 2022），更是在以一种更高效而精细的组织方式，竭力缩短人们与各类现实地点的距离。在此过程中，数字附近成为一种独特的引流媒介，其运作关键在于对现实位所的重构:所有现实地点都被标签化地拆解，再以同类与异类相交融的逻辑重新聚合在一起。地图的媒介逻辑由此悄然地延展:它不再简单地扮演用户决策完成后的“导航”或“找路”工具，更要帮助用户作出“去哪里”的决策。

四 非线性时间：作为“异托邦”的数字附近

时间是异托邦的另一基本面向。福柯指出异托邦经常存在一种非线性的“异时”特征，并区分出“片断时间”和“永恒时间”两种异时类型（Foucault， 1998：182-183）。同样，在数字附近中也存在异时特征，甚至片断时间与永恒时间融于一体。

数字附近中的异时特征最明显地体现为一种暂时而流动的时间状态。用例S22-S51测试了在“同一位置不同时间”条件下发生的内容变化。结果发现，此时三款地图在附近栏目一级页面上所推荐的地点均有变化，并且百度地图中的地点类别排序也有变化。用例S52-S96测试了在5个“不同位置”发生的内容变化，发现此时不仅一级页面上推荐的地点和地点类别都有所不同，而且以“美食”为关键词得到的检索结果在二级页面上的排序也有所不同。图2展示了在其中三个位置上利用百度地图以“美食”为关键词和“2000米”为半径的检索结果。

结合用户与地图应用的更深层互动，可更好地理解这种因时因地而变的“实时”附近生产逻辑。当用户使用附近功能时，其数字痕迹以多种形式被采集和应用于各图层的生成过程中。我们在系统整理三款地图应用中附近功能所收集的与用户相关的信息之后发现，不仅用户在应用中点击、浏览、检索等行为中留下了数字痕迹，而且其“设备ID”和“MAC地址”等信息也被悄然采集，并与应用中的点击、浏览、检索等记录相关联，被进一步用于个性化的内容及广告推荐。这样，数字附近中的图层始终处于一种不断变动的、切片式的时间状态下，由此印证了福柯所谓的“虚无”“短暂”和“不确定”等异时状态（Foucault， 1998:182）。

数字附近亦有“节事”时间的一面。三款地图近年来都在不同季节推出“周边游”的功能，如春有“赏花地图”（成燕，2018）、秋有“秋游地图”（海外网， 2015）。这种节事化时间也经常指向附近中的危险事物。举例而言:夏天在“积水地图”上按照历史积水状况标出附近不同等级的积水点（杨静， 2017），在此“暂时”与“累积”实现了结合;在新冠肺炎期间，“疫情地图”不断更新附近的疫情状况（唐婷， 2020），从而生产出一种指向疾病的“偏离异托邦”。在这些情形下，用户均可凭借相应的图层跳出日常线性时间，进入一种由节事时间主导的附近空间中。

除“片段时间”之外，数字附近中也有不断累积的“永恒时间”特征。一方面，这直观地体现在POI数据的历时累积上。地图厂商们会努力地持续提升POI数据的广度和深度，以改善用户的检索体验。例如，百度地图上的POI数量在2016年已多达1.2亿个，到2020年增至1.5亿个（“百度”公众号， 2016，2020）。数字附近也与博物馆和图书馆一样，表现出了一种企图收纳和展演一切的资本化倾向，即通过时间维度上的数据记录累积，试图在空间层面上复刻一个全知全能的现实世界副本，进而实现“历时全知”（Parks，2005：91）。另一方面，数字附近的推荐算法中也蕴含着多重时间累积的逻辑。这些累积性集成于附近栏目的一级页面中，页面上下半块分别为“地点类别序列”和“推荐地点序列”（见图3）。

用户的各种操作都可能改变这些序列中的推荐内容，并由此生成用户可能感兴趣的附近地点与地点类别。用例S112-S132考察了两个序列在用户与附近交互过程中的变化机制，从中可发现多种时间累积逻辑。其一，在推荐算法的中介下，地点类别与所有用户之间存在一种集体的、累积的关联。无论一位用户怎样变更输入检索关键词、检索位置等变量，附近栏目一级页面上的首行推荐类别都不变，如百度地图中的前五个类别是“美食”“酒店”“景点”“休闲玩乐”和“加油站”。它们代表了综合所有用户的使用记录而生成的“最常用的地点类别”，亦即“热度最高的地点类别”，是所有用户在时间上群策群力的结果。其二，在用户个体的检索与浏览过程中，由地图应用推荐的地点与类别之间、类别与类别之间存在关联累积。我们注意到，在“热度最高的地点类别”之外，百度地图的地点类别序列会随用户的最近检索记录而实时变化，但高德地图和腾讯地图却基本不变。具体到百度地图而言，与最近检索记录对应或相关的地点类别会被实时地优先推荐，并且时间上相对更近的类别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更高显示权重。此乃一种由时间层面“累积”而成的附近，说明用户近期使用数字附近的情况会被用于预测和生成其当下的数字附近空间。其三，不仅地点类别序列具有时间上的累积性与集体性，而且推荐地点序列中还存在另一种意义上的时间累积性。用例测试表明，在三款地图附近栏目首页上，推荐地点序列中的“内容”和“次序”几乎都不因检索词变化而变化，而影响其变化的主要因素是用户的当前位置和周边地点本身的热度。这种相对稳定的推荐地点序列逻辑所反映的，正是综合所有用户的使用记录而生成的“附近用户最爱去的地点”或曰“热度最高的地点”。此外，腾讯地图中的推荐地点序列会将用户最后点击查看的地点优先置于序列之首，这反映的时间逻辑是，将当前的附近地点推荐与最近的一次浏览记录相关联。

概言之，上述种种时间累积情形充分体现了关联算法逻辑下对隐藏于大型数据集背后的各种“模式”（Andrejevic， 2009）的挖掘。在此，算法只需不断生成更多、更准确、无须解释的预测模式即可。而数字附近的模式化挖掘与积累呈现出诸多独特样态:这些关联模式既可围绕“地点”和“地点类别”等不同数据层次展开，亦可藉由个体或集体的数字痕迹展开。在此基础上，每一次基于用户的当前位置、使用记录等即时生成的数字附近都在参与着训练和建构某种不断迭代的“群体性”（高德地图， 2022）的数字附近，并且这些群体性的模式积累又会反过来预测和生成个体在当前位置的数字附近。通过这样的循环往复，数字附近的暂时性不断被整合进累积过程中。这种“片断”与“永恒”相交融的特征，乃是现代资本欲望在征服时空问题上的新样态。

五 开闭系统：数字附近中的地点可见性

福柯发现异托邦拥有“开闭系统”，例如军营、监狱、汽车旅馆中的各种准入与排斥机制就形塑出了不同的空间秩序（Foucault， 1998：183-184）。他讨论的是现实空间面向人的开闭问题，而数字附近或地图媒介最根本的媒介意义在于表征现实空间本身，因此讨论其准入/排斥机制应重点关注各种现实位所或地点能否及如何被纳入数字附近中的“地点可见性”问题。

数字地图及其对附近的空间表征注定是非常有限和高度选择性的。这根源于地理制图术不可避免的“信息失真”（蒙莫尼尔， 1991/2012：11-12）。一方面，现实空间本身的庞杂性使地图无法做到全盘复刻，更何况不同现实地点在规模、体量、重要性等方面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地图的媒介载体也有或宽或窄的物理边界，譬如纸张、手机屏幕。基于此，具备动态调整比例尺或“缩放”功能的数字地图即使可在版图与精度上优于纸质地图，仍注定只能部分表征现实空间。具体到本文的三款地图应用而言，它们都为所有POI数据设定了类似的“显示层级”。例如，百度地图从v5.0.0版本开始，将地点分为4到21级。地点的层级值愈小，优先级愈高，可见的比例尺范围也愈广:在1:1000000米的比例尺下，只显示层级为4的地点，而在1:50000米的比例尺下，会显示层级低于8的地点（百度地图，2020）。

数字地图表征现实的有限性令其界面中的可见性分配与争夺构成了一个焦点议题。除少数公共服务地点外，地图中绝大多数地点或POI对应于各种店铺，这与地图厂商们竭力打造“本地生活入口”的核心战略高度契合。因此，以店铺为单位的可见性分配就成为数字地图及附近中的核心问题。大体上，数字附近店铺在数字附近中“是否可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见”取决于以下三层因素。首先，在由现实空间进入数字地图空间时，地图平台的基本准入规则发挥着第一层的门槛作用。三家地图厂商都对店铺入驻提出了基本要求，诸如固定位置、门面、营业执照、营业时间、经营类型。其中，拥有固定位置和门店是一家店铺得以在数字附近中可见的最重要前提。其次，现实店铺在进入地图数据库后，有多大可能被置于一次数字附近的生成结果中受平台“生意”规则的影响。除腾讯地图外，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都提供“免费”和“付费”两种入驻（或认领）方式。例如，高德地图会给出免费入驻的“点亮地图体验版”和付费入驻的“高德旺铺推广版”。前者只享有“门店上地图”“基础信息修改”“店铺流量分析”等基础服务，而后者不仅可获得“独家V认证”的标志，而且还可在被搜索时拥有额外加权、添加关键词标签、购买特定关键词流量等权限。而通过各种付费手段“把自己的店铺往前排”（#A7），便成为线上经营店铺的重要竞争策略。在平台的运营规则下，数字地图中的可见性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门以店铺为单位、可售卖的“生意”（高艺，吴梦瑶，陈旭， 孙萍，2022）。

第三，店铺的可见度还与其所属类别、其在数字附近中的相对距离、人流量等在地属性密切相关。为了呈现地图媒介、平台规则、地点属性的复杂关系，我们在用例中控制并测试了可能影响数字附近生成结果的各种输入变量。至于输出变量，用户在三款地图中按某个关键词检索出的附近相关地点既会被以更显著的图标呈现在地图的底图上，也会被汇总为一个可收拉的地点列表。底图默认标出列表中“TOP10”的地点，列表默认优先呈现“TOP20”的地点，而其他地点需用户手动上翻列表才能动态加载出来。因此，我们可便利地以这里的“TOP10”和“TOP20”作为划分“高度可见”与“相对不可见”的两个临界点及输出变量。结果发现，数字附近中的可见性资源分布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头部聚集效应。比如，用例S58-S60的测试以“红旗双流泰山路便利店”为当前位置，在三款地图中检索默认半径内的“美食”，为检索结果中“TOP10”位地点分别赋予从10到1的地点半径，并绘制在同一幅底图上（见图4）。从图中可清晰看到:一方面，“TOP10”地点在附近半径内只零星占据极小部分，并且数字附近中的可见性资源集中于少数几个头部店铺手中;另一方面，三款地图在被显著标出的“TOP10”地点上高度重合，说明这些占据可见性优势的地点在各款地图中都通常拥有更高显示权重，头部店铺因此还存在一种跨平台的可见性堆叠。

这种“二八定律”式分布结构不完全是平台规则的结果，它也在很大程度上映射并表征着各地点在物理空间中的本来面貌。例如，就地点本身而言，用例S61-S69的测试结果显示，店铺与中心点的“相对距离”和可反映地点热度或受欢迎程度的“评分”显著地影响其可见性程度。以高德地图中“乐博尔教育（西北门）”为中心点，附近2000米内共有美食类POI点位538个，以“TOP20”为可见，其余为不可见。一方面，从这些POI与中心点的相对距离来看，可见地点的平均距离634.1米（SD=225.92），不可见地点的平均距离1138.2米（SD=548.05），t检验显示前者显著小于后者:t=-4.10，df=536，p<0.0005。另一方面，从这些POI本身的评分来看，可见地点平均4.6分（SD=0.17），不可见地点平均4.2分（SD=0.36），t检验显示前者显著高于后者:t=4.82，df=536，p<0.0005。

再跳出对地点本身的讨论来看，地点所在区域或所属类别的不同也会影响其在数字附近中的表征结果。以点位“乐博尔教育（西北门）”为例，我们采用附近2000米内的“美食”为检索方案，从高德地图上爬取到店铺538家。再以用例S59中高德地图附近输出的“TOP20”地点为点要素，按1到20的权重赋值，最后利用绘图软件ArcGISPro3.0对点要素做“核密度分析”——一种用于计算要素在其周围邻域中的密度的空间可视方法。图5显示，可见的店铺距离中心点普遍较近，聚集在一个名叫“花天锦地”的商圈内。将半径分别改为1000米和500米再做核密度分析，结果1000米半径与2000米半径时的核密度状况高度重合，它们与500米半径时的核密度状况迥然不同，因为此时该商圈落到了半径之外。

用例S151-S162更系统地考察了地点类别和地点所在区域对数字附近生成结果的影响。这些用例分别以代表市区的“春熙路”和代表郊区的“莲花”为中心点，对比测试百度地图在“美食”“超市”“酒店”“景点”“药店”和“充电桩”六种类别上的默认“TOP10”地点。结果显示，每个类别下这些高度可见的地点大体都呈一种“距离愈近，显示权重愈高”的分布特征。就“TOP10”地点默认生成的附近的平均半径而言，“景点”7.30km（SD=9.69），“充电桩”1.03km（SD=0.65），而“超市”“美食”“药店”和“酒店”都很短，分别为0.48km（SD=0.28）、0.51km（SD=0.28）、0.55km（SD=0.23）、0.62km（SD=0.45）。方差检验显示，六类地点在默认附近的平均半径上差异显著:F（5, 113）=9.435, p<0.0005。可见，数字附近是个弹性的空间范畴，会根据地点类别的现实疏密状况进行动态调整。此外，数字附近中可见性的头部化聚集与物理附近中的热点区域存在潜在关联。分析显示，在每种地点类别下，在市区点位“春熙路”上的默认附近半径均显著短于在郊区点位“莲花”上的相应半径。仅以“充电桩”为例，两个点位上的平均默认附近半径分别为0.70km（SD=0.67）和1.36km（SD=0.43），t检验显示两者差异显著:t（18）=-2.63，p<0.05。这说明，在同一地点类别下，POI富集地的平均默认附近半径更短，而POI贫瘠地的相应半径更长。市郊差异尚且如此显著，更别说城乡差异了。总之，在地图媒介、平台规则、物理空间特质的复杂交织下，数字附近呈现出一幅比现实附近更聚焦也更动态和弹性的空间面貌。

六 秩序重构:

数字附近的媒介与空间效用

每个异托邦都有其空间效用。福柯看到了异托邦利用异质性秩序对常态化秩序的颠倒或补偿，并构想了一个以“幻想异托邦”和“补偿异托邦”为两极的连续统，前者代表短暂而局域的秩序颠覆，后者补偿或完善既有秩序以构造更完美的空间（Foucault，1998：184-185）。作为异托邦的数字附近兼具这两种效用:对于此时此地周边空间的可视化与媒介化不仅颠覆着“附近”的既有空间意涵，而且也构筑起更完善的数字乃至复合空间，而成为对现实附近的“补偿性媒介”（莱文森，1986/2003：译者序7）。

数字附近的媒介逻辑正日渐成为人们与附近空间交往时的新逻辑。我们从受访者的反馈中可清晰看到三条逻辑线:一是“类别化”，即分门别类的地点格式不只是数字附近赖以存在的数据体制，也切实中介着人们使用数字附近的各种情境。比如，数字附近既可在人们“尚未确定具体要去的地点”的情况下提供抽象但多层次的类别参考，亦可在“已经确定了某一种地点类别”的情况下提供具体但选择性的地点推荐（#A2）。数字化过程由此强化了“附近”作为分类话语的根本效用，成为一个人们在物理附近与数字附近之间穿梭的重要过渡地带。二是“脱域化”（吉登斯， 1990/2011：18-26）。“附近”本是个高度在地的概念，而在数字附近中，人们既可以当前位置为中心来查看自动生成的“周边”，也可在地图应用上先将中心点手动修改为某个其他位置，再检索并查看以此为中心的数字附近（#A5）。可见，附近大大超越了传统意义上以“当前位置”为中心的、伴身性的周边空间范畴。三是“聚集化”。人们在使用数字附近的过程中常利用他人留下的数字痕迹来辅助决策，此时不仅地点本身的内容数据可提供重要参考，而且伴随地点数据化而来的其他“元数据”亦可影响人们的空间感知与行动。以店铺消费的情境为例，人们既会排斥评价差、性价比低的店铺，也会排斥“没什么评价的冷门店铺”，因为“冷门的店往往意味着特别大的不确定性”“更容易踩雷”（#A4, #A5）。这说明，人们往往习惯于将一个地点在数字空间中的信息体量与其在现实空间中的热度状况相关联。但不同地点在数字附近中的可见程度本就极不均衡，一旦人们以此指引其现实中的行动，便极易造成并放大地点可见性方面“热门更热、冷门更冷”的马太效应。

跳出地图应用本身的范畴，可更好地看到数字附近在整个平台生态系统中的互嵌、挪用与演变。前文已提到，数字地图中的附近栏目与团购、社交媒体等其他平台之间存在一种数据互通、功能互嵌的“互操作”关系:人们既可在数字地图中浏览和使用其他类型平台的数据或功能，亦可在其他平台中浏览、检索或设置以数字地图为技术基础的数字附近。这种互操作使数字附近呈现出了更多元的平台化与媒介化样态。受访者A5和A6分别是周边游爱好者和美食类网红店铺打卡爱好者，她们的数字附近使用往往横跨数字地图、大众点评、小红书、抖音等多个平台。就具体使用情况而言:她们将数字地图的附近栏目当作一个集“找店”“导航”和“看评价”于一体的综合性媒介，将大众点评更多用于查看地点“评价”和各种消费“套餐”，而将小红书和抖音的附近功能主要用于“探索新地点和新鲜玩法”，尤其是那些被数字地图排斥在外的附近空间。

平台互操作为数字附近赋予了一种“复媒介”（Madianou & Miller，2013）的效用状态，可极大克服单一平台上数字附近的局限性。受访者A6发现，许多“风大”的网红店铺通常集中于“网红一条街”或“网红夜市”之类的流动的、区域性的空间，很多摊铺因营业时间、地点甚至主打商品的不固定，在数字地图的附近栏目中就“等于是没有名字的”（#A6）。这些网红摊铺“也就是火一阵的东西，......人家就是一条购物街，然后把中间的空地全部弄成摊，有的（地图软件）可以搜出一整个（网红街或夜市），但有的连夜市都不一定搜得出来，......有的（网红摊铺）就（摆）在自己小区旁边，他可能今天出不出摊都是发小红书，哪里有地图哦?”（#A6）。这些被数字地图排斥在外的流动“附近”却被小红书上的附近功能纳入其中，甚至被后者以特定算法“深得我心”（#A6）地推荐给用户。可见，在复媒介的生态中，数字地图上的“附近”不仅将自身的基本媒介逻辑扩散至其他平台中，而且还有望与这些平台的独特优势相结合，共同生产出另类的附近功能，并由此激发人与附近关系的新想象。

七

结语

“附近”正在成为一个被重新发掘的概念、一个“将当下问题化”的重要范畴（Xiang，2021a，2021b）。过去，我们要通过“层累的交集”，才能在附近空间中与他人或地方深度连接（严飞，2022b：253-254）。如今，碎片化、即时化甚至实时化的交集正日益成为重构附近乃至整个社会的主导样态。在项飙看来，附近的碎片化非但不能抹煞其作为一个问题范畴之重要意义，反而令深入思考“浅交集”为何发生并如何可能成为当下极具现实关怀的理论问题（严飞， 2022a：292-294）。本文的关键词“数字附近”正是这种浅交集的典型写照，它正在深刻中介着人们在数字与现实的复合空间中的日常生活。

本文从福柯的“异托邦”视角出发，系统考察了百度、高德、腾讯三款数字地图中的附近功能/栏目建构起了何种异托邦式的数字附近面貌。首先，三款地图应用利用相似的空间并置技艺以生成数字附近。它们利用一套特定的代码逻辑、硬件需求与数据体制，将“附近”由标识远近的空间分类话语建构为一个视觉化的数字空间，在此数字空间中，物理空间中的一个个地点被分门别类地标签化与信息化。这样的底层构造使得地图应用能够以当前位置为中心，即时乃至实时地勾勒“附近”中各类地点的轮廓与分布，将各种人与非人的要素映射和并置在同一图层上。如此一来，人们既可收到地图应用对附近地点的推荐，也可检索某一类附近地点。其次，数字附近基于独特的时间逻辑而运作。一方面，数字附近的运作过程直接呈现出一种暂时而流动的时间状态。另一方面，数字附近不仅积累和扩张着复刻现实空间的版图，而且也通过记录和挖掘用户使用过程中的各种数字痕迹，积累着一种数字化的“地方”经验。此经验以地点数据间的关系“模式”为核心，既可体现个体的短期访问习惯，也可体现用户集体的长期访问习惯。一言以蔽之，数字附近建构起了一个片断时间与永恒时间相交融的“异时邦”。第三，伴随“附近”的显形以及数字附近的基础设施化，基于地点分类建立的数字附近空间成为不同地点（尤其是店铺）争夺可见性资源的场域，其中有着特殊的准入与排斥秩序。这种地点可见性分布呈现出一种相当不均衡的头部聚集效应。虽然这根本上乃由数字附近的媒介载体“地图”本身的特性使然，但也会受其他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例如店铺的所属类别、与中心点的相对距离、所处区位条件，店家是否有偿地遵从数字地图厂商制定的规则以增加其曝光度。由此，数字附近围绕地点或店铺形成的准入与排斥秩序展现出多层次的、弹性与固化相交织的异托邦样态。最后，作为异托邦的数字附近还有着独特的媒介与空间效用。数字附近的制图技艺或强化或弱化或颠覆了人与现实附近互动的某些面向，中介并改造着人们在现实附近中的观念与行为。我们有必要将这一中介过程置于当今整个平台生态系统中来审视:凭借地图应用与团购、社交等其他平台的“互操作”策略，不仅使数字附近得以散布于整个平台生态中，而且也使人们的数字附近实践时常表现出一种“复媒介”特征。

数字附近作为新型异托邦形态进一步发展了异托邦思想。与福柯通常将异托邦囿于现实或物理空间不同，数字时代的异托邦往往呈现为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交融的复合空间形态。这种复合性具有多重意涵。其一，异托邦本会如“镜子”般带来一种“折返效应”（return effect），促使人们反思所处空间或邻近关系网络的实貌（尚杰， 2005；张锦， 2016：129-132；Foucault， 1998：178-179）。但在数字附近中，异托邦的镜像意义并不流于人们的观念层面，而切实中介和导航着人们在现实空间中的行动。其二，就该复合空间的结构而言，镜像式的折返过程也存在于一条更加复杂的路径当中，涉及功能代码、操作系统、硬件设备、服务器、编程接口、互操作系统等各种异质要素的连接或互动。其三，数字异托邦往往作为一种“异质性”与“同质性”的辩证统一体而存在。数字附近的数据格式、界面图层既可按异质性原则尽可能将现实地点囊括其间，又可按同质性原则将它们置于一套井然有序、便于检索的结构中。不同地图应用在数字附近机制与界面设计上也如出一辙，这种趋同性反映了一种权力技艺的同质化扩散。

最后，数字附近还折射着人类在复合空间中遭遇的更复杂生存样态。这种复杂性尤其表现在“远方”与“附近”的张力之中。地图乃至大多数数字技术都是指向远方的“脱域”（吉登斯， 1990/2011：18-26）媒介:它们是普遍去情境化的，功能与构造相对稳定，不因应用情境和使用主体而变化。此时人与技术/媒介的具身互动经常呈一种“离身的”、想象性的姿态，身体要通过主动地想象和代入才能实现与技术的连接（伊德，1990/2012：70-71）。然而，数字附近却实现了由“人找媒介”向“媒介找人”的转换:用户无须主动想象，只要打开移动设备及应用，即可自动且“在地”地生成与调整数字附近。可见，数字附近虽继承了地图媒介的脱域性质，却可强化和重组“附近”。在此过程中，身体不仅化作数字制图和定位媒介的必要组件，而且更在制图意义上变成了“图的中心”。有鉴于此，身体在生成与使用数字附近的过程中有着何种知觉运动便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