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角色深度解析

国内首款全息 3A 游戏大作《黑神话：悟空》甫一登场，便创下销售破亿，甚至引发外国强势媒体《卫报》绝妙评价：“画面惊艳，有电影般的美感和令人耳目一新的速度感。”

对于这款游戏的成功，赞誉者高度认同其彰显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堪称后辈游戏制作的典范；然斥责者则认为其中“混搭元素”过重，损害了传统文化内核。但须明晰，《西游记》非一蹴而就的创作，它经过千余年演变，演变出当今我们熟悉的模样。实质上，真正的传统应该是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人群，而非仅仅是历史形式。

在四大名著之中，《西游记》以其特殊背景脱颖而出，主题个性鲜明，风格多元。学者王文强指出，《西游记》拥有高达 64 种英文译本，在企鹅经典文库中，它的收录早于《红楼梦》。在西方读者心中，对孙悟空、猪八戒等人物的认识比对红楼梦中林黛玉等人物更深。 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两个层面的丰富性：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西游记》既是游戏之作，也是民族自豪，正如美国学者简·麦戈尼格尔在《游戏改变世界》中所言：“游戏增强了人类最重要的能力——快乐、灵活和创造力，赋予我们以非凡的方式改变世界的力量。”

孙悟空原本是个胆小鬼

孙悟空形象的演变历程涵盖五大阶段：史书阶段、《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阶段、杂剧阶段、《西游记平话》阶段及《西游记》阶段。史书阶段主要参考《大唐西域记》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前者真实记录，后者弘扬佛法，包含诸多灵异故事。唐代寺庙间竞争激烈，“俗讲”成为吸引信徒的手段，底本即“变文”，分为“讲唱佛经故事”和“讲唱人世故事”两类，融入灵怪传说，效果更佳。例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西南海岛有西女国，皆是女人，无男子，多珍货”，可能是《西游记》中的“女儿国”原型。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刊印于南宋，共三卷，由 17 个小故事构成，无猪八戒，却有猴行者。猴行者自称“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曾“九度见黄河清”，并晓得法师此前九次前往西天取经被困险境。相比之下，猴行者胆子较小，被打八百，仍怕持棍之家。他提醒三藏法师：勿要高声，这是西王母池。在取经路上，猴行者善于以法术降祟，并与三藏法师同登仙界，获唐太宗封号“钢筋铁骨大圣”。

元代突然黑化成恶鬼

赵乐屏在《〈西游记〉孙悟空形象研究》中揭示，元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中的悟空行为乖张恶劣，偷盗金丹，醉饮美酒，推翻炼丹炉，老猕猴悲痛哀怨地指责其为“傻儿凹”。至元代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悟空形象更加令人反感。

首先，他有娇妻，系强行霸占的火轮金鼎国王之女。盗取金丹后，悟空给爱妻偷了一套仙衣，并与她共享偷来的仙桃、仙酒。参加取经团队后，悟空仍自称火轮金鼎国地界为丈人家。

次则，他好色贪婪。唐僧婉拒女儿国国王的求婚后，悟空竟情愿取代师父留下；向铁扇公主借芭蕉扇时，悟空竟妄图染指：“她已有夫或未嫁，美或丑谁人知晓？”就连问询铁扇公主情况时，悟空亦不忘羞辱人家：“她会接受我这位女婿吗？”

而且，孙悟空个性狂妄无礼。管束花果山的山神甚至如实告知唐僧：“孙悟空野性难改，无法任用。”囚禁于地下洞穴，悟空却大放厥词：“这个肥和尚，待我填饱肚子就返回老家，叫他们何处找得到我。”

杂剧中，孙悟空的形象狡猾险恶，与日后的猪八戒极为相似。杨景贤笔下的孙悟空手持戒刀，观音所赐。与红孩儿恶战时，叫道:“让你尝尝我的戒刀。”然而，在面对沙和尚时，悟空却说:“我耳朵里取出生金棍来，打得你稀烂。”

直至明代，山西省娄烦县马家庄乡庙钟上，孙悟空的标志性武器仍为禅杖，尚未看到金箍棒的踪影。该钟始铸于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早于吴承恩生活年代（约1500—1582年）。

吴承恩激活了孙悟空

对于《西游记平话》阶段是否存在，学术界尚有争议。原著已失传，但《永乐大典》和《朴通事谚解》等文献记载了“魏征梦斩泾河龙”和“车迟国斗法”等章节，与现存版本内容相符。据此推断，《西游记》在元代已相当成熟，吴承恩仅作了少量修缮。

著名学者黄永年表示：“过去过分夸大了百回本的原创性，如今看来，这种观点需修正。”学者石昌渝在论文《〈朴通事谚解〉与〈西游记〉形成史问题》中明确指出，《朴通事谚解》虽然成书于元代，但后经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和16世纪初两次大规模修订，并未包含“车迟国斗法”故事。直到17世纪70年代，卢世华修订出版，可能在此期间才加入了“车迟国斗法”故事情节。由此可见，吴承恩对于《西游记》的主要贡献不容忽视。

那么，吴承恩为何将元杂剧中的恶魔孙悟空塑造为光辉伟岸的英雄人物呢？这无疑与阳明学勃兴紧密相连。心学主张“心存良知，人人皆可追求理想人生”，李贽更强调“童心至上”理念——“童心即真心，失却童心，便朱却真人。”

吴承恩尝试塑造孙悟空这位富有童真的英雄形象，受到这些思想的熏陶。悟空热爱自由，渴望摆脱束缚，然而他的思维纯真质朴，凭借勤奋努力和领悟取得成功。在孙悟空身上，寄托着生命的悲剧意识，他在不断挣扎困厄中争取，生命如同西西弗斯的苦刑般煎熬，这使孙悟空的形象更加光彩照人。

外国人不懂吴承恩

最初，国外读者未能深入理解吴承恩的良苦用心。朝鲜读者认为《西游记》“虽是寓言托词，而究其本意，则深为有理”，然而程朱理学却对此评价不佳，认为此类书籍扰乱正史，破坏人心。日本江户时代小说名家曲亭马琴称赞《西游记》为“稗史之大笔，和文之师表”，但仅停留在文辞华丽的表面。

学者王文强在《〈西游记〉英译史研究》中揭示，早期英译者常将其视作宗教题材。例如，1854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将其解读为“唐僧是一位英雄，为了求取真经，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漫长且危险重重的西行之路。”与小说中唐僧形象相去甚远。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性格》中指出：“小说主角是一只从石头中诞生的猴子，逐渐进化为人形。在中国某些地区，这只虚构的猴子被人们尊为雨神……从中可见，中国人无法区分现实与虚幻。”

1905年，詹姆斯·沃尔翻译《西游记》部分章节，称玄奘为良心象征，孙悟空代表人性本恶，猪八戒象征粗野激情，沙僧象征软弱需激励。每当遭遇险境时，唐僧总会念‘自信咒’让他重拾勇气。这种解读令人费解。

《西游记》得到了国际认可

集体误读源于读者对吴承恩创作动机的困惑，他们试图寻找作品的深层含义。

最离奇的译本当属1913年，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出使天国：伟大的史诗与寓言》中，将丘处机误认作《西游记》作者，小说“讲述了一个坚韧的基督徒，为寻求永生而踏上了荆棘遍布的漫漫长旅”。丘处机曾长期被误认为是《西游记》的作者，后学界已澄清事实，李提摩太却坚持己见。李提摩太坚信，《西游记》是中国版的《天路历程》，唐僧是东方的圣徒保罗，他的虔诚使骄傲的猴子心生忏悔；使原本低俗、自私的猪变为自我牺牲的典范；使原本自负的海豚（沙僧）变得谦逊；使一条愚笨的龙也在西行路上发挥作用……李提摩太删除了原著中对唐僧不利的描述。

直到1942年，亚瑟·韦利的译本才真正理解吴承恩的创作意图——有趣即价值，人有权娱乐，作家应捍卫此权。在《西游记》中，吴承恩通过戏谑、调侃的手法，提醒人们自主人生的重要性。尽管亚瑟·韦利的译本并非完全忠实于原著，仅选译百回本中的30回，但因其生动活泼的文风及引人入胜的情节，广受好评，使西方读者逐渐从游戏角度接受了《西游记》。

然而，在中国，《西游记》曾经一度成为陌生之物。

孙悟空绝对不是哈奴曼

学术界人士张心科研究显示，1917年胡适支持经典白话小说，提议中学生需阅读《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在内的“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等，但教育界并不重视，直到20世纪40年代仍然局限于少量教材。

1922年，中国语文教学法专家吴研因提出，以神话为教材可能导致儿童产生妄想，甚至引发小义和团运动。周作人也反对使用此类内容。

由于狭隘功利观，人们认为鸟语狗吠的教材无益于国家社会，反而会误导儿童，因此遭到禁止。这使得国内对孙悟空的认知不如国外深入。

孙悟空的魅力源于其历经磨难后的成熟，以及始终保持的童心、贪玩、善良、调皮、不礼貌的个性。经过痛苦洗礼，他的善更有厚度。《黑神话：悟空》的成功在于塑造了一个真实且富有情感会爱敢恨的真英雄。

关于孙悟空原型是否为印度神猴哈奴曼的争议，金克木先生已明确指出两者并非同一。哈奴曼出自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古代并无中文译本，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由季羡林先生翻译出版，吴承恩岂能看到？因此孙悟空只能是中国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