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出现后不久，人们开始将圆形监狱概念应用于技术世界。圆形监狱的结构与社交媒体架构惊人地一致。但在社交媒体上，圆形监狱的设计被彻底翻转过来：人不是站在‘牢房’里，而是独自站在圆形中央；反之，观察者站在四周的‘牢房’里，观察着瞭望塔上的人的一举一动。”——[美]米歇尔·德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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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技术世界的人，其实是在将自己置于“自愿的奴役”之下。”

18世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 · 边沁（Jeremy Bentham）和他的弟弟塞缪尔（Samuel）——一位杰出的海军建筑师和工程师 ——提出了“圆形监狱”（panopticon）概念。当时，塞缪尔生活在俄罗斯，为克里切夫的波特金王子工作。塞缪尔负责监督造船和各种制造业企业，他提出了一个十分独特的构想，能够解决主管们所面临的挑战：如何培训并监督没有经验的工人。通过一系列通信和谈话，塞缪尔和哥哥杰里米 · 边沁共同设计并完善了圆形监狱结构。在塞缪尔最初提出的构想中，一个人可以站在位于圆形中心的瞭望塔上，监督整幢建筑内各个房间的人的行为，这座瞭望塔被设计成分层的圆形大厅。远在英国的边沁进一步完善了这设计，借助对社会改革的兴趣，他将这种构想正式应用到监狱的设计中：警卫的瞭望塔位于圆形监狱中央，囚犯的牢房则环绕在瞭望塔四周。所有的牢房都面向中央的瞭望塔，但在这种设计之下，没有一个囚犯会知道他们是否正在被监视。圆形监狱设计的关键特征之一就是这种结构会对被监视者产生潜在影响：由于囚犯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他们会因此而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这种意义上说，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既是一种能够观察他人行为的建筑设计，也是一种监视理论建构。

▲圆形监狱设计图纸

社交媒体出现后不久，人们开始将圆形监狱概念应用于技术世界。圆形监狱的结构与社交媒体架构惊人地一致。但在社交媒体上，圆形监狱的设计被彻底翻转过来：人不是站在“牢房”里，而是独自站在圆形中央；反之，观察者站在四周的“牢房”里，观察着瞭望塔上的人的一举一动。这个人是否真的正在被监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感觉到自己正在被监视。就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情况来看，这种感知与现实相符。

如今，我们的各种电子设备所收集的数据量大到惊人的程度。隐私数据市场的深度、广度如此之大，收集隐私数据的做法又具有很大的争议性，数十年来，哲学、数据伦理、社会科学、商业和计算科学等领域的学者团队一直在研究相关问题。

社交媒体刚兴起时，用户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监控，选择进入在线社交网络时会很快点击同意来略过隐私政策提醒。但21世纪初发生的许多事件将隐私安全问题推向公众视野，包括2013年爱德华 · 斯诺登（Edward Snowden）对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全球范围内的监控行为的揭发，以及2018年被曝光的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脸书”允许这家政治咨询公司获取约8700万用户的数据。这些重大事件推动了公众对数据隐私和安全方面大规模立法改革的支持，比如欧盟在2018年颁布《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以规范全世界范围内的企业使用欧盟居民数据的方式。我认同数据隐私和大数据专家对于为何需要收集用户数据、如何收集这些数据，以及这些数据将如何商品化的技术解读，但我还想谈谈关于网络数据安全的个人体验，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我们与近端和远端连接的关系。

2015年以来，我一直担任刑事法院各种犯罪案件的专家证人和顾问，这些案件通常与性侵、亲密伴侣暴力或网络犯罪有关。在履职过程中，我有机会审阅数千比特的数字证据，包括保存下来的和已经被删除了的图像，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部分文本对话，以及没有向当局提供的、事后利用复杂的手机提取工具获得的部分文本对话，发生在一个晚上的对话和发生在一年多以前的对话……审阅刑事调查证据的过程，让我充分意识到电子设备收集的数据量是如此的庞大。我见过罪犯向受害者发出“私人”威胁；读过数以千计的短信，记录了虐恋关系的各个阶段，从“你有兴趣吗？”，到巩固BDSM关系；目睹过出轨的人对出轨对象的赞美和恳求……经历过这些，我开始将数字记录看作我们在世上最隐秘的角落，它揭示了我们生活的后台，与我们精心策划的公开身份相去甚远。在一个以计算机为媒介、以通信为主导的世界里，手机和电脑已成为复杂的监视工具，捕捉着“我们所有人”。你的手机本质上就是一座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圆形监狱”。

现代哲学家，如技术哲学教授阿尔贝托 · 罗梅莱（Alberto Romele）和他的意大利同事，将这一带有反乌托邦色彩的观点推进了一步。他们认为我们这些选择参与社会技术世界的人，其实是在将自己置于“自愿的奴役”之下，尽管我们知道自己的隐私数据正在被社交媒体网站和电子设备所收集和使用，但我们还是自愿在网上披露个人的详细资料。

对这些伪装成社交工具的监视实体来说，我们只是一群可以被研究、被货币化、被操纵来执行各种行动的数据点。从购买产品到为政治候选人投票，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营销机器中的齿轮。我们对这些系统的服从，通过我们的持续参与，体现了我们心理防御的否认状态。

根据社会学家斯坦利 · 科恩（Stanley Cohen）的说法，这是人类在一个充满恶行的世界中的永久状态。作为有思想的观察者，我们承认世界存在各种问题，但为了应付这些问题所引起的不适感，我们依靠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比如否认，故意从意识中消除掉这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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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在网上冲浪、使用社交媒体使我们变得紧张、孤独和抑郁，特别是当它导向有问题的、强迫性的使用时。”

这样看来，把自己的隐私资料交给互联网公司似乎是愚蠢而错误的行为。然而，就在我创作这一章时，至少拿起手机刷了不下一百次各种社交媒体账号：脸书、Instagram、推特、领英……为什么会这样？简单地说，我和世界53%的社交媒体成年用户都一致认为，使用这些社交媒体的功能可供性，比我所付出的成本更有利。我与社交媒体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

谈论“我与社交媒体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大胆的论断，因为得出这种论断的前提是，我必须承认我与社交媒体处于一种关系之中。更进一步说，是我与手机的关系。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技术只是我们发展和维持人际关系的机制，人不可能与“技术”这种无定形的存在形成关系。然而在许多方面，我的手机已经扮演了核心角色，正如它在全球无数其他手机用户的生活中一样。这个角色到底有多关键？

2016年，在线定性研究平台dscout的一项在线数据追踪研究显示，普通人（从10万人中随机抽取而来）每天要接触手机2617次，而重度手机用户（前10%）每天接触手机的次数更加惊人——5427次。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可能不会高于平均数据，但手机肯定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核心角色了。

手机利用灯光、声音和振动，向我发出了希望被关注的请求，而我也做出了回应。就像我对生活中其他发出这种要求的人（比如我的丈夫和孩子）的反应一样，我转向它、关注它，并努力解决问题。我的手机可能是当前世界中要求最多的“人”了。

作为一名发展心理学家，我曾教导学生，及时给予回应是养育孩子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父母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可以做的最有影响的事情之一。这么说来，鉴于我对手机的回应，我也算是“养育”了它。但是巩固我和手机关系的不仅仅是回应：我小心翼翼地擦拭屏幕，去除污点（仿佛灵长类动物为对方梳毛）；不论走到哪里我都带着它，把它放在钱包里、握在手上或放在口袋里（肌肤与屏幕密不可分）；要是哪一刻它不见了，我会紧张万分（分离焦虑）；我与手机似乎已经合二为一——我彻底沦陷了。

我身边的其他人也注意到了人与手机的微妙关系。我与家庭学家布兰登·麦克丹尼尔（BrandonMcDaniel）一起，一直在研究科技是如何利用一些小插曲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些小插曲被称为“科技干扰”（technoference，technology与interference两个词的结合）或“低头族”（phubbing，phone和snubbing两个词的结合）。

自2016年以来，麦克丹尼尔和我以及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系列一致的趋势。人们有时会选择与手机互动，而不是与他们身边的人互动，这可能会导致夫妻、家庭和朋友关系产生冲突和嫉妒情绪。反之，这种冲突和嫉妒与较低的关系满意度有关，也损害了亲密关系。

不幸的是，这种科技干扰几乎每天都在影响我们中的一些人。2019年，在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中，麦克丹尼尔和我采用了日记研究的方式，要求一对恩爱情侣在14天内每天记录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科技干扰和实际感受。研究结果显示：在两周的时间里，大多数情侣（72%）在与伴侣的互动中出现了科技干扰。更重要的是，在实验参与者记录了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了更多科技干扰的日子里，他们也同时记录了更多与技术相关的冲突次数，以及与伴侣面对面交流次数的减少、对亲密关系的消极情绪。这些结果甚至也出现在控制了与伴侣相处时长之后——这意味着，不仅仅是花在科技产品上的时间取代了与伴侣相处的时间（并导致了更多消极后果）；另一方面，科技干扰本身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或者说，当人们放弃与身边的人互动、转而选择与手机互动的那一刻，负面影响就出现了。

当身边的伴侣或朋友拿起手机、而不是和我们互动，我们为什么会产生一种被拒绝的感觉？根据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我们与他人的互动是带有信息（message）的，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我们确定自己在对方生活中的角色。当你对面的人在你和手机之间选择了手机——尤其是当你努力想与他交谈的时候——这种行为发出的信号是“手机比你更重要”。即使这只是一瞬间的感受，也会让人产生一种被拒绝的感觉。这一行为也可能是对关注度、反应程度的社交期待的一种拒绝。出于上述原因，当对面的人关注他们的手机而不是我们时，就可能会被视作一种关系的消耗。根据社会交换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我们决定是否要维持一段关系，取决于我们对这段关系的成本与收益的持续评估。从本质上讲，我们是在给伙伴“记账”。为了让这段关系保持稳定，“收支平衡”是必需的。

但是在我和手机的关系里，我似乎总是付出更多的那一个。

除了花钱把它买回来、它可能会给我的生活带来科技干扰之外，手机还让我付出了很多额外的牺牲。最显而易见的是，手机是工作、生活和与朋友交往时最容易让我分心的东西。不管我在哪里，只要有电子邮件或短信弹出来，我就不得不拿起手机看看。

看手机时，我还容易掉进探究的“无底洞”：本来我只想读一篇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爱情概念的短文，结果两小时后我已经陆陆续续读了20位哲学家对爱情的不同定义。我十分感谢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The Social Dilemma）和其他几部关于科技产业的纪录片，让我了解到这些强迫症行为的根源其实在于有目的的设计。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成为手机的猎物，而且是一只不满足的猎物。

从更宏观的社会角度来看，手机和其他科技产品的使用也可能导致不满足感。21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简·腾格及其同事的研究引起了媒体极大关注。他们的研究表明，在过去十年里，美国青少年和刚成年的年轻人的科技产品使用率在增加，相应地，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比例也在上升。

一时间，公众开始关注科技产品的使用，以及它可能导致的社交关系与个人心理健康的退化。该研究的结论认为：技术手段有助于我们形成社会关系，但现在每个人都窝在卧室里，通过手机或电脑与他人在线联络，却错过了面对面互动的机会，而这种面对面的互动才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幸福感，维持社会关系。

更糟糕的是，长时间在网上冲浪、使用社交媒体使我们变得紧张、孤独和抑郁，特别是当它导向有问题的、强迫性的使用时。尽管一系列复杂的统计分析表明，科技产品的使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总体负面影响较小，通过网络与人联系也有助于减轻孤独感，但这并没有减轻人们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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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和手机的关系中，手机总是赢家。为什么？”

尽管如此，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决定保持与手机的关系，毕竟在我和手机的关系中，手机总是赢家。为什么？

很简单：它能随时随地满足我们对亲密关系的需求。我们可以通过手机与无数人联系，全天候、全年无休，只需一个按钮，世界尽在掌握。手机仿若一个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社交乐趣的宝库，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我们尽可与之联络。你接触到的人越多，得到的反馈也就越多。

有一种名为社会网络指数（Social Network Index, SNI）的衡量标准，可以为我们展现社会联系的多样性。该指数首次被提出是在1979年。作为伯克曼—塞姆社会网络指数（Berkman-Syme SNI），它被用来衡量个体与亲密的朋友、亲戚、基于团体的联系（如社会或宗教），以及其他可以得到建议、支持和感情的人的联系数量。20世纪90年代，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心理学家谢尔顿·科恩（Sheldon Cohen）及其同事将 SNI 衡量范围进一步扩大，用以调查个人的社会关系数量与他们对普通感冒易感性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的实际测量方法比我介绍的要复杂一些，以下内容即实验要点：

—— 配偶 / 伴侣 —— 父母 —— 配偶的双亲

—— 子女 —— 其他亲属

—— 邻居 —— 朋友 —— 同事

—— 同学 —— 志愿者

—— 与宗教无关的团体的成员

—— 宗教团体的成员

现在来计算一下你的社会网络指数。在以上这些社会关系的分类中，你拥有哪一种，就在哪一种前面写下1。如果你的答案总计是1到3分，说明你的社交多样性很低；如果得分是4到5，说明你有较为丰富的社交网络；如果得分为6或更高，说明你有高度多样化的网络。如果把你通过短信交流的联系人也算进去，你的总分是否有增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足以说明互联网有帮助人们扩大社交网络的力量，而且你可能已经因此而提高了对疾病的抵抗力。

根据科恩及其同事的研究，拥有高度多样化的社交网络让你不容易感冒；那些拥有6种或更多社会关系的人，比拥有1至3种社会关系的人对普通感冒的易感性低4倍。这里需要注意，重要的不是社会关系的总数或者你有多外向（这些因素都在研究中得到了控制）；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的多样性。手机让我们的社会关系变得多样，除了与家人和同事交流之外，我们还可以与远方的人联系，带来更丰富的社交体验。

此外，研究人员一直认为手机和社交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本的获得和维系，或者说，提升了我们从社会关系中获得的资源。获得社会资本能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我能交到这位朋友，所以我很棒”。尽管最近对美国青少年的研究表明，你在网上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面临网上风险（如信息泄露或接触到不良内容）时，你就越有可能感到压力，但这也算是一种“别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现象；同时拥有网络与现实世界的社会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自我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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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瞬间，我们成了站在圆形监狱中央塔楼上的那个人。”

提升我们的抵抗力、带给我们自尊的不仅仅是社交网络的多样性和社会资本的获得。一旦有人进入我们的社交网络，他们就能亲自给我们提供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现在已成为我们日常用语的一部分，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才开始深入研究什么是社会支持，以及它所带来的好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在各种情况下都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益处；从死亡率、癌症康复，到应对压力等方方面面，社会支持都与好的结果息息相关。虽然不同学科对社会支持的定义有所不同，但人们普遍认为，从他人那里得到的社会支持可以分为四大类：

情感性的：鼓励、关心、照顾和同情

工具性的：实际的帮助

信息性的：信息、建议和反馈

评估性的：有助于自我评价和目标设定的反馈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手机何以能成为情感支持的桥梁。当你面临压力、成就，或者感到无聊时，都可以通过手机与朋友和家人联系，或者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以更公开的方式向朋友和关注你的人倾诉自己面临的困境、分享成功的喜悦。

当我们选择在社交媒体上写点什么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选择：大分享（sharing big）或小分享（sharing small）。其区别不在于分享的主题或范围。我认为“大分享”是指所有能体现内心最深层想法和关注点的东西，“小分享”则是我们随便发些和自己无关的小事，所发的内容比较轻量化。

根据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罗慕帆（音译，Mufan Luo）和杰弗里·汉考克（Jeffrey Hancock）提出的双重过程模型（dual process model），这些社交媒体上的自我表露行为，无论其程度与价值如何，都会影响发布者的心理健康——发布者会从他们获得的社会支持中感到安慰或苦痛。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诸如宠物去世之类的经历？因为这种分享活动本身能对心理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每一个喜欢、关心、点赞和评论都会给我们带来一点多巴胺，让我们在这一刻感到愉悦，也进一步强化了之后的社交互动。此外，所有这些符号对我们而言都是关怀的具象表现，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充满同情心的村庄，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支持，也可以满足自身对归属感的基本需求。手机和社交媒体为我们打开了进入这座村庄的大门。

情感性支持并非手机给我们带来的唯一好处。通过手机，我们还可以获得实际的工具性支持，比如找工作、搬家或慈善捐款。还有信息支持。通过手机（和其他联网设备），我们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信息。我们成长在以厚厚的百科全书、字典和《国家地理》过刊为基本信息源的时代，如今，手机带来的便捷化信息检索是令人无法忽视的。我们几乎可以立刻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即使所获得的信息没有直接价值，寻找信息的过程本身也是有价值的。

在一项经典研究中，神经科学家欧文 · 比德曼（Irving Biederman）和爱德华· 韦塞尔（Edward Vessel）用图片将人类暴露在新的刺激下。他们发现，那些最新颖的、与大脑中存储的其他信息相关的图片能刺激更多的μ型阿片受体活动，这与增加快乐感受呈正相关。从神经学角度来看，这项发现的过程很有价值，它验证了一点：我们对获取信息有一种实际的渴望。根据这些科学家的说法，我们是天生的“食知动物”（infovores），获取知识的过程为个体（从更大层面上说，与配偶选择有关）和整个人类物种提供了进化优势。

最后，评估性的社会支持可能是四类支持中最具争议的一种，至少它是依附于社交媒体而存在的。通过社交网络，我们也在收集关于自身的信息。

我到底与多少人有联系？其他人关不关心我说了什么？与其他人相比，我的生活究竟过得怎么样？一瞬间，我们成了站在圆形监狱中央塔楼上的那个人。

文章来源：选自《数字化孤独》， [美]米歇尔·德鲁因 著，周逵、颜冰璇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