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蜘蛛网上的外卖骑手：现代劳动现象的缩影》

《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孙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平台像一张沾了蜜的蜘蛛网，人们被吸引，加入其中，却被丝线缠绕，难以自拔。自2014年以来，各大平台都在试图进军外卖这一新兴的蓝海市场，平台为了抢夺市场，展开了激烈的价格战。据骑手回忆，那时候每送出一笔外卖，平台的配送费高达十几二十元，是现在的数倍；平台还会为点餐的顾客提供优惠，无论是顾客还是骑手，都享受着竞争给他们带来的红利。整个社会，都沉浸在了平台的“惯习培养”之中。

然而，一切都在2017年的夏天发生了改变。随着“百度外卖”退出市场的竞争，市场的划分已然成型，价格战也到了尾声。当尘埃落定以后，“美团”与“饿了么”两大巨头各自扫视起了自己的“江山”，在经过对投资的评估以后，他们发现，自己帐下的众多骑手，已经成为负资产。于是，外卖产业的结构经历了一轮新的变革，大部分的骑手从直属于平台，变成了某个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旗下的临时工。对于骑手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与平台之间的雇佣关系，以及相应的劳动保障；同时，这也意味着“外卖骑手”不再是一个有安全感的正式职业，而成为其中大多数人心目中的“过渡性的”职业。

这种改变不是朝夕之间完成的，而是以温水煮青蛙式的方式慢慢成型，缓慢的过程让身处系统之内的人被一步步地规训，而系统之外的大众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改变的影响。很少有人在意这种改变，毕竟，外卖产业依然欣欣向荣，顾客也依然能吃到廉价的外卖。

幸好，还有人苦心孤诣地埋头于“外卖骑手的工作现状”这一边缘话题。2020年，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报道，让这个边缘话题突然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之中，这篇报道的作者引用了香港中文大学传播学博士孙萍的研究资料，指出高度准确的数字化技术并没有帮助外卖骑手获得更好的工作环境，恰恰相反，被高度压缩的配送时间大大增加了外卖骑手的事故率，也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原来，早在2017年，孙萍就开始了有关外卖骑手的人类学田野研究，当时，外卖产业之间的竞争即将结束，却尚未成为大众所关心的话题。初出象牙塔的她选取了这一社会现象作为研究的方向，历经长达七年的观察和研究，通过访谈、问卷、跟跑单等形式，她的团队于今年出版了《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一书。

这部44万字的社会学著作，显然要比一篇报道更有深度也更全面。书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原本应该帮助人类生活得更好的先进数字化技术，反倒加重了底层劳动者的负担？很多人归咎于资本的贪婪，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却也是浅显的、浮于表面的。孙萍不停留于表面的现象描述，而是致力于挖掘“人的行为”背后的经济运作机制。她分析了外卖算法的几个显著特点。

首先，外卖管理系统本质上是一个有着游戏性的平台，其中既有骑手与骑手之间互相竞争，也有骑手与算法本身的对抗。关于前者，平台会对骑手的送单量、等级、时长、积分等数据进行排名，排名越高，所享受的“特权”就越多，而这刺激了骑手提升自己排名的欲望，乃至出现了“送单上瘾”的骑手，通过将资本管理与骑手的自我实现欲相结合，平台收获了一批粘在了系统上的忠实员工。这是平台经济的“黏性劳动”的特殊之处。

而骑手与算法间的对抗，则体现在了数据的积累之上，骑手与系统之间存在一个互动的循环，“挑单子”、接单少的骑手难以得到正反馈，然而，过于积极的骑手却又会拉动整个群体面临水涨船高的工作强度与风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路线的规划——当一条逆行的“快速通道”被多次使用之后，这条路线就成为系统内的“标准路线”，迫使其他骑手在更短的时间内承担更高的风险。

其次，外卖管理系统表现出了这样一种现象：这个系统所管理的，不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本身。

书中写道：“骑手被当作一种可以持续生产价值的机器，而非具有个体化生活情境的人。”在传统的资本模式之中，劳动力通过生产工具创造出价值，资本的利益获取，建立在通过对生产工具的控制，来掌控劳动力之上的。但对于外卖平台的控股方来说，他们的利益获取并不是建立在对生产工具的控制上，而是建立在对平台和算法的控制之上的。经由算法，他们不需要为骑手等待接单的时间付费，也很少会为骑手提供必要的工具，他们只需要为“送外卖”这一行为本身付费。在这一过程中，具体实行的人不重要，过程也不重要，时间、地点、人物都失去了价值，平台方只在意最终的结果——超时与否？

最后，碎片化的劳动，令外卖骑手这一群体陷入了平台的“粘性陷阱”之中。

作者对此进行了解释，在传统的模式之中，同一座工厂、同一条流水线上的工人都是一个有着部分共同利益的群体，集体化的工作环境也能让他们产生互相靠拢的趋势，因此，当他们面对工作环境恶化时，更有可能自发地抱团对抗。而外卖骑手却是一个松散的、碎片化的群体，技术的革新让平台基于客户的需求对具体的劳动进行了区分与设计，通过将骑手划分成专送、众包、乐跑等多种形态，平台成功地将骑手与平台之间的矛盾转移成为骑手与骑手之间的矛盾。对于骑手而言，一个大的共同体并不存在，作为典型的“零工经济”，骑手作为个体不得不依赖和求助于平台的组织化生产，并随波逐流。

这样的矛盾不仅存在于骑手与骑手之间，也同样存在于骑手与站点的管理者、骑手与算法的设计者之间。正如前文所述，系统不在乎具体的、个体化的人，任何一个不能让系统的运行速度提升的个体，都随时有可能被“优化”掉，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同样悬在了这些管理者与设计者的头顶，迫使他们不得不去压榨底层的更多潜力，以保全自身。当身份被剥离之后，系统内只剩下了为了生活而疲惫不堪的相似的人。

这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外卖骑手，但它的思维所覆盖的视野，包括了近乎所有平台的“过渡劳动”，作者揭示了“过渡劳动”变成“永久临时”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当下的经济环境里，很多人都想依靠“副业”“月入过万”，依靠“过渡劳动”赚取立身的财富，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互联网时代的数据策略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们的思维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人人都可能是骑手，以悬浮的、临时的状态，拼命想获取稳定的生活，却日复一日地困在系统里，成为平台的消耗品。

工业革命初期，“卢德主义者”捣毁机器，但是，历史证明了倒退是不可取的。要求回到没有算法的年代，这是不现实也不合理的。人不能被困在“网”上，因为，人终究不是蜘蛛，每个人都向往美好的生活，希望《过渡劳动》对于劳动的思考，能带动全社会的思考。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赵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