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万巨额亏损背后的警示：普通人投资需谨慎

28岁那年，林晨决定砸掉自己的“铁饭碗”。

人生的前28年，他大多数时候走得顺遂，天分与努力搭配上时代的红利，让他一度看不到社会的阴暗面：

大学毕业后，林晨考入一家沿海城市的广电集团做电台主持，不用坐班，每个月工资6000，靠着积累下的存款，在房价上涨前半年，付了首付，成功“上车”。

购入时这套房子每平7000元，等到卖出时，已经涨到了27000元。

日子过得无风也无浪，格子间里的日常让林晨开始迷茫。

2015年，他辞了职，换了城市，开了一间雪冰店，梦想着有朝一日生意走上正轨，自己能够坐在家中，每天数钱。

但这样的日子，他一天也没度过。

这间雪冰店经历了近两年的挣扎，最终以关门告终，连带着卖房子的钱，林晨一共亏掉160万。

之后，林晨患上严重抑郁与焦虑症，每个月靠着母亲的退休工资生活，最窘迫时，卡里只剩下52块钱。

曾经的人生不断坍缩，37岁这年，当林晨想再次回归主流道路时，却发现，一切早已改变。

过去四年，林晨过上了一种“被动极简生活”——

为了省钱，他切断一切不必要消费，网购100块钱5件的纯棉短袖，在晚上9点后出现在超市，买10块钱4把的打折蔬菜，以及5折的馒头与肉馅。

这些被低价购来的食物，也需要被有规划的消耗。

通常，林晨早上只会喝一杯水，中午随便吃一些昨天的剩饭，等到晚上才开火炒菜，吃掉一半，留下一半，等到第二天当午饭。靠这样的循环，花在吃饭上的钱，会被大大缩减。

他不再与大部分朋友联络，世界也随之缩小，只剩下“生存”这一关键词。

曾经，虽然不是消费主义的绝对信徒，林晨属于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的一批人，无论是买衣服还是喜欢的物件，实用性从不是他的唯一标准。

有那么几年，每次出了新手机，他总会第一时间购入，只为成为“引领潮流的人”。

然而这一切都在他赔掉160万后，被彻底改变了。

再往前，林晨是同学中最早一批“拥有铁饭碗”的人，他在一间沿海城市的广电集团做电台主持，工作不算太辛苦，收入也可观，靠着攒下的钱，他没有靠家中支持，独立买下一套房。

日子过得顺遂，也意味着平淡。

2015年，林晨决定辞职。

如今看，2015年恰好是互联网最为蓬勃发展的阶段，35岁危机的概念尚且未被创立，与此同时“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成为那年最热的网络词语，回忆起来，林晨说：

“那时候感觉人人都在拥抱互联网，60岁还能写微博，80岁还能写公众号。”

在未知与蓬勃中，林晨离开电台与生活了多年的城市，走入不同的人生路径。

2018年，他在新城市落脚，尝试创业，租下一间100多平的店面，开了一家雪冰店，过程并不顺利，经历了近两年折腾，生意草草收尾，算下来林晨一共亏损了160万。

焦虑与自我质疑开始充斥在林晨的人生中，他患上严重的抑郁症与焦虑症，有一段时间，每天需要服用大量药物。

一番折腾后，37岁这年，林晨想要折返，回到曾经那种安稳的生活中。

但当他再次向电台投去简历与作品时，却突然发现，仅仅离开几年，职场的游戏规则早已彻底改变。

曾经的开放地图变为升级模式，“35岁危机”出现，成为最难被打倒的终极BOSS，而身处游戏中的人们，年龄越大，血条越短。

曾经被林晨放弃的安稳生活，早已成为彼岸，能否上岸，成为了未知。

虽然成年后大多数时间生活在海边，但林晨是在黑龙江长大的孩子。

东北的冬季天黑得早，和夏天不同，孩子们无法在室外玩耍，漫长的冬夜里，林晨只能在四点半放学后就回家、做作业，然后早早上床睡觉。

小学三年级，他参加了学校举办的课后兴趣班，学习了一段时间小号，那两小时成为他常态外的部分：

“相当于每天多出两小时，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升入初中后，林晨开始接触声乐，2010年，他从黑龙江一所大学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毕业，经历笔试、面试与实操三轮考试后，他从一百多名应聘者中胜出，进入一间海滨城市的广电集团，成为一名电台主持。

那几年，林晨做了许多档节目，从早上六点半的资讯类节目，到下午四五点的民生类节目。

业务越发熟练，渐渐的，在他主持时会有听众专门打来电话与他互动，集团组织活动，还有听众会来线下与他见面。

甚至在他辞职之后的几年，还曾收到过一条私信，对方称自己读书时就很爱听他的节目，所以考大学时报了播音专业，现在也做着电台主持的工作。

对林晨而言，如果用游戏比喻，那么在电台工作那几年，更像是进入某种“新手村”。

工作时，从选题、写稿到最后的直播，他都是独自完成，不需要与外界有太多交流。

主持人不用坐班，有时中午前，林晨就能完成一天的工作，剩余的时间他会去海边骑车，或者找个咖啡店坐坐，最后去海鲜市场买点菜，回家做饭。

一个月扣掉社保与公积金，林晨的工资到手能够有接近7000块钱，毕业两年后，他就靠着攒下的两年年终奖，付了首付，买下一间40平米的房子，房子位于城市边缘，距离单位坐公交要花费一个半小时，但林晨依旧很满足。

更别提在他买下半年后，房价开始大幅增长，买来时只要7000元一平，他将房子卖出时，价格已变为27000一平。

林晨生活的海边城市

日子过得无风也无浪，格子间的日常让林晨迷茫。一方面，他开始觉得自己的阅历太过单一，无法在节目中给听众传递更多有效信息。另一方面，则是他想去看看更多样的人生可能。

创业失败后，林晨曾反复想起28岁这年，自己决定出走的时刻，他和前同事聊起，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如果不辞职，会不会现在过得好一点？”

同事回答：“不会，因为你不是那种会在一个地方干到底的人，你一定会不停折腾。”

但虽然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林晨后来的经历与他最初的设想又是自洽的：

离开电台时，林晨想要获得的正是“社会的毒打”，后来他确实获得了，只不过他没想到的是，这份“毒打”竟会这么疼。

在直播时，电台主持人手边都有一个延时按钮，如果过程中出现失误，主持人便会立刻拍下按钮，这段语音便不会被播出，错误也会被消除。

拍一下是4秒，两下则是8秒。

辞职后，林晨偶尔会想起这个按钮：如果创业过程也有这样一个按钮的话，一切或许会不会没那么难。

离开电台后，林晨先是做了一段时间活动策划，2018年，他搬到一个新城市，加盟了一家雪冰甜品品牌，决定创业。

林晨将彼时的决定形容为一个“美好的泡泡”：

“那时候不流行一句话：每一个中产都梦想开一家咖啡馆，每天早上出现在店里，做一杯咖啡，坐在洒满阳光的窗前，悠闲的看一本书。”

虽然不算中产，但林晨的想法则更为乐观：“我那时候就想在店里顾几名员工，自己不用工作，坐在家中数钱。”

但这种日子，林晨一天也没拥有。

开店之后，每天早上，林晨都要五点多起床，六点去市场批发水果，之后去店里解冻当天要用的蛋糕、切水果。

之后，纵使前一天关门前已做过清理，但依旧还是要再次擦窗、拖地、擦桌子：

“吧台与水台要再擦一遍，如果是木质的桌子，还要检查一下有没有水渍，如果是不锈钢的台面，则要先用湿抹布擦一遍，再用干纸巾擦一遍”。

卫生清理后的下一步，是备料：切水果、煮红豆、冻冰块。

忙碌四小时后，林晨才完成所有准备工作，店面开门迎客，身体的辛苦在此刻转化为精神的焦虑——

有时候连等两三个小时，却等不来一个客人。

开店前，加盟费、装修费与租金加起来，林晨投进去几十万，除此之外，每天的水费、电费、人力费也在不断支出，常常店门一开，就意味着要掏出几千块钱。

为此，林晨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孤注一掷，他不再向往诗与远方，每天林晨的脑海里挤满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个月的成本能否覆盖店里所有开支？水果下个月会不会涨价？点评软件上有没有客户给差评？外卖软件上是否有人投诉？

因为切开的水果必须要当天销售，卖不出去的时候，林晨会和店员一起吃掉，等到大家都吃够了以后，只能全部倒掉。

至今，距离关店已过去4年，“工伤”依旧没有消失，林晨始终无法吃下一口芒果。

如今看，虽然前期做过市场调查，但开店那两年，林晨的生意一直不见起色，最差的时候，店里一天只卖了18块钱。

也有看到希望的时候，有年五一，店里连续三天生意都很好，最多一天营业额高达7000块钱，但这样的日子极其罕见。

店面的亏损越来越大，林晨不得不去银行贷款，以维持店面运转。

2019年底，林晨进入了创业的第二个冬天，他终于明白，或许无论怎样坚持，自己生意的冬天也不会过去。

日剧《我的事说来话长》

关店后，林晨曾复盘过这次创业，他发现，从一开始雷便已经被埋下：一是他选取的商场位置人流量不够，且刚装修结束，整个空间充斥着刺鼻的油漆味，空调运行也并不顺畅。

二则是开店时已是冬天，且他所在的是一个北方城市，三则是因为雪冰这种食物的特殊性，外卖损耗极大，很难扩展销售渠道。

这次失败的创业经验，让林晨明白，想要成为老板的人，和能够成为老板的人，或许并不是一类人。

他开始将自己创业踩坑的经历写在知乎上，想着“能劝一个是一个”，每次有朋友来向他取经，他也总是反复劝对方一定要想清楚。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创业失败后的日子，有多么难熬。

关店之后，林晨成为了“三无人士”：没了工作，没了房子，也没了存款。

两年折腾下来，他只剩下了一堆制作雪冰的器材及外债，唯一的收获，是林晨终于意识到，在这个社会里，象牙塔里的设想，有时竟是如此的天真与真空。

日子总要继续过。

2020年春节后，林晨想去找一份工作慢慢还债。彼时就业环境不好，挂在招聘软件上的职位，多数是房屋销售与保险销售。

林晨想过去做外卖员，但因为身体差，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开始学习制作PPT，想通过帮别人做PPT的方式挣钱。

最初阶段，因为经验不足，他接单量低，就算接到了，每张也只收费50元。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收入，只能靠着妈妈的退休金生活。

债务的压力、对于未来的迷茫、对自己的质疑不断围剿着林晨，他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去往医院后，被确认为重度抑郁症与焦虑症。

最窘迫的时候，林晨卡里只剩下52块钱。

那天是腊八节，他用这笔钱买了食材，给自己包了一顿饺子，但下一顿饭吃什么，林晨不知道。

他的脑海中冒出一些极端的想法：“我医保卡里还有钱，医保卡虽然不能买菜，但是可以买药，我下顿可以吃药。”

“人生或许可以结束在此刻。”

日剧《宽松世代又如何》

彼时距离林晨关店刚好过去一年。那夜，他独自一人去往存储店面器材的仓库，想去再看一看那些过往。

过程中，他将其中的几个机器拍下来，发布到闲鱼上，本想着应该没人愿意买，没想到当晚就有人联系他，表示第二天就能来拉走。

最终，虽然这些曾经价值上万的器械只卖了1000块钱，却成为彼时林晨的救命稻草。

靠着那1000块钱，他撑过了年前最后的日子。转过年来，他之前帮别人做过的PPT开始结款，与此同时，林晨在招聘软件上看到一家MCN公司正在招聘配音员，他投去简历，顺利被录取。

这份工作成为了林晨再次走入实体社会的契机。

每次去公司录音前，他都会买一杯咖啡，比起咖啡因带来的清醒，对林晨而言，咖啡带来的情绪更为重要。

他将其比喻为“女生的名牌包”：

“我拿着咖啡杯走进写字楼，会觉得自己跟这些出现在写字楼里的人是一样的，虽然楼里的老板每个月能赚几万，但我们喝着一样的咖啡。”

“我不断给自己心理暗示，告诉自己还能重新回到社会工作，去赚钱，去创造价值。”

在这些微小的瞬间里，林晨渐渐拉回失控的人生。

林晨也曾想过，再次回到电台工作，他关注全国各个电台发出的招聘需求，有合适的机会便投去简历，但大多数时候，都会石沉大海。

偶尔获得面试机会，也会在结束后没了后话。有一次，林晨面试到了最后环节，聊到薪资时，对方提出只能给5000块钱，甚至比10年前，林晨的工资还要低。

过程中，林晨极少内耗，每次失败后，他都会总结原因，但归结起来，无外乎就是年龄的增大、越来越少的机会，以及长时间的脱离广电体系带来的不确定性。

纵使是围城，想要再次进入，也早已不再简单。

今年四月，林晨发现自己突然能笑了。

在过去的四年里，林晨几乎没笑过，有时在社交网络上刷到搞笑视频，他会在理智上明白这件事好笑，却笑不出来。

如同活在一个被抽干氧气的真空瓶子中，林晨觉得世界上与生活有关的一切，都与自己没有关系。

如今，走在路上，看到小孩子，他会笑；天气很好，阳光照在身上，他会笑；刷到有趣的短视频，他也会笑。

林晨拍下的蓝天

虽然经历了开店失败、辞掉工作、失去房子，林晨依旧认为自己十分幸运：经历了社会的毒打，也见到了社会的真实面貌。

在这一过程中，家人给予了他极大的包容与支持。

当初知道林晨欠债后，家人只对他说了三点——

第一：不要酗酒；第二：现在缺多少钱，家人先帮你凑一下；第三：坚持下去，你的人生已经在谷底了，剩下的都是上坡路。

“没有一个人对我说你不该辞去工作，不该卖掉房子，不该得瑟。”

如今，除了之前做PPT与配音的工作，林晨还开始固定帮一些播客剪辑音频，获得一些额外收入。

随着技术越发娴熟，他的PPT价格已从最初的50块钱一页，涨到了300块钱一页，如果加上动画，价格会更高。最多一次，林晨凭借一套PPT，挣了9000多块。

收入变得相对稳定，林晨曾经的生活也开始渐渐回归。

但有些事情永远改变了。

至今，每次做一顿饭，他都不会一口气吃完：“如果一顿饭能分两天或者三天吃完，我绝对不会一顿吃完，再想吃也不会。”

“我总想着为明天留一顿饭，总害怕吃不上饭。”

似乎，那些产生于身体与精神的“肌肉记忆”，不会消失。

低谷的这几年，林晨偶尔会买彩票，他曾设想过，如果中了几百万，自己要做什么，得出的答案是：

先把帐都还清，告诉家人们自己终于一身轻了。带着父母出去旅游一圈，去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城市转一圈。

最后再去挨个见见老朋友们——过去几年，林晨刻意与朋友们断了联络，他不想让大家看到自己的困境，总觉得“自己混成这样，别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

但之后呢？

一切都会照旧。

林晨说自己还是会该赚钱赚钱，该工作工作，该熬夜熬夜：“我不会考虑每天吃些什么，玩些什么，这些事情可能以前对我来说很重要，但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我和世界的相处方式，已经彻底被改变了。”

唯一会被舍弃的生活方式，可能是晚上九点后，去超市买10块钱4把的蔬菜。

“因为我想吃一些新鲜的蔬菜了”，林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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