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中国文化影响下的国际视野

在历史的长河中，东西方因各自独特的发展轨迹，逐渐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东方历经数千年沉淀，秉持着注重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坚信合作所汇聚的力量远胜个体之力。而西方文化，则将更多目光聚焦于个人能力的发展，个人成就往往成为他们着重关注的点。

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以及中西交流日益频繁，按常理来说，在现代社会里，即便双方处于不同意识形态之下，也应朝着更为平衡的发展状态迈进。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近年来，中国实力不断攀升，这一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美西方等国的担忧，他们觉得自身的霸权地位受到了挑战，于是双方之间的较量博弈变得不可避免，关系甚至朝着失衡的方向发展。在这样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如何妥善处理中西关系，着实需要大智慧。

就像任正非曾说过的：“我们这些年，大多是采用中国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世界格局、揣测西方意图。但要想真正透彻地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站在西方的观念上去理解西方。” 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任正非发表于 2018 年 9 月 29 日的内部讲话《从人类文明的结晶中，找到解决世界问题的钥匙》所蕴含的深刻智慧，这对当下的我们极具思考价值。

一、深入认识西方价值观，搭建沟通桥梁

在解决与西方交往时遇到的诸多问题上，首要任务便是充分且深入地认识西方的价值观，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立场去理解他们。公共关系纲要的核心之一，便是要化解与西方的沟通难题。我们不难发现，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相对更容易接纳我们的观点，日韩情况也稍好一些，可欧美国家却困难重重。倘若我们与西方秉持的价值观大相径庭，又怎能顺利走进他们的世界呢？那样的话，他们大概率会觉得我们是在发起 “进攻”，进而不断加固壁垒，使得我们面临的阻碍越来越大。

要知道，西方历经数千年所形成的文明，其深厚程度绝非我们一家小小的公司能够轻易改变的，这就如同蚍蜉撼树，谈何容易。回顾过往，我们确实常以中国的思维去解读世界格局、推测西方想法，但这还远远不够。就拿电视片《大国崛起》来说，它揭示了各国走向强盛的诸多缘由，我们若要研究这些原因，就必须站在西方角度，去剖析文明的兴衰交替。

举个例子，几百年前，英国人将世界各地众多的艺术品、杜鹃花等运往本国。从我们的视角来看，这无疑是一种掠夺行为。但要是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他们可不这么认为。当时，他们不惜远渡重洋，冒着狂风巨浪，甚至把一些艺术品乃至整个神庙，用木船艰难地运到英国，还妥善保存起来。像津巴布韦的维多利亚大瀑布，是戴维・利文斯敦发现的，他将其献给英国女王后，还坚守在那里数十年，只为防止有人对其进行开发破坏。想想那可是百年前的蛮荒时代呀，在那样的环境下，要忍受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比如长期远离家人，根本无法享受婚姻带来的幸福小康生活；再比如把稀世珍宝般的宝石献给女王，这种行为，如果我们始终从自身角度去理解，那双方永远都不会有共同语言，更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模式。

再看中国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了极具智慧的举措，通过设立低税制打造出一块 “洼地”，吸引外资进入。起初，外资也是持观望态度，但随着政策的持续推行，看到了切实的发展机遇后，便纷纷涌入。如今中国社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谁能想到三四十年前，我们还处于濒临饥饿、经济近乎崩溃的艰难境地呢？同样，当下美国也在挖掘自己的 “洼地”，试图减轻产业负担，若后续的税收政策得以延续，并且积极开展对外友好交流，吸引投资，再结合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应用，说不定会成为美国百年振兴的根基所在。

如今，我们的公共关系工作已无需再过度强调身份证明了，能证明的基本上都已完成。当下重点是要解决商业大环境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要深度剖析西方价值观，把华为价值观中与西方一致的部分清晰地展现出来，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当然，我们有着自己坚守的价值观，对于西方的某些政治价值观，我们并不全盘接受，在市场经济、技术、用人等方面，明确哪些是不能触碰的底线，不去涉及即可。我们要始终保持自身的自信，但这份自信也不一定要刻意展示给他人看。

二、从多学科知识中探寻解决世界问题的钥匙

哲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国际法律秩序及权力分配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都应融入公共关系纲要之中，因为这些人类文明的结晶，极有可能引领我们找到解决世界问题的关键所在。

回溯到两千多年前，西方正处于苏格拉底、柏拉图所处的时代，与此同时，中国也有着影响深远的孔、孟之道。不过，中国未曾出现像柏拉图那样的人物，大家也曾设想过，如果中国当时出现了这样一位类似 “柏拉图” 的思想家，那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异，是因为孔孟之道倡导的是 “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思想更偏向于向内收敛；而西方哲学则主张向外开放，经过两千年的发展，西方凭借这种开放的理念逐渐称霸世界。再看中华文明，在收敛发展的五千年历程中，国家始终保持统一，这是否完全得益于孔孟之道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呢？从地理环境角度分析，中国西面、南面有高山阻隔，北面是广袤的沙漠，东面是浩瀚的大海，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与内敛的思想形成或许有着紧密的关联。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东西方在学术研究上的不同方向。例如，毕达哥拉斯原理、欧几里德几何着重探究勾股定理中的原理、意义等深层次的 “道” 的问题，是朝着源头去钻研；而我们的《九章算术》同样研究勾股定理，却是侧重于如何运用，怎样解决实际问题，是朝着内核去发展，也就是 “术” 的层面。正是这种一向上、一向内的差异，形成了价值的分水岭，致使我们没能率先发现微积分，而微积分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工业基础的发展，这也是西方工业更为发达的原因之一。

一千多年前的欧洲，还深陷中世纪的黑暗之中，那时其 GDP 每年的增长率不到 1‰，从公元元年开始的一千年内，经济总量仅仅翻了一番。反观中国，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文明已然高度发达，像《清明上河图》这般展现繁华市井生活的巨作，绝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当时社会昌盛的有力见证。可为何后来中国逐渐走向衰落，欧洲却开始崛起了呢？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何对欧洲文艺复兴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推动作用？曾经，我对拜伦的《唐璜》也深感疑惑，不明白这样一部戏剧为何能冲破欧洲的思想禁锢；对于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同样不理解为何它能成为文艺复兴的标志性艺术成就。实际上，人原本就是赤身裸体的，厚厚的衣物象征着封建和宗教的束缚，文艺复兴的核心就是要回归到原始自然的本真状态，这无疑是一场思想的大解放。正是莎士比亚的戏剧、米开朗基罗的雕塑等众多伟大的艺术创作，共同开启了文艺复兴的大门，也由此开启了欧洲走向强盛的道路。

三百多年前，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极具远见卓识，他派遣使团前往西欧学习先进技术，自己更是化名彼得・米哈伊洛夫下士随团出访，亲自去做木工，参与修船造船等工作，回国后便大力兴办工厂，积极发展科研事业，大刀阔斧地改革军事。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期间，也大量引进西方的哲学、艺术、绘画等元素。俄罗斯绘画以写实风格为主，这种写实风格与工业化的发展存在着内在联系。而中国绘画偏向写意，写意风格或许和如今的人工智能、虚拟游戏有着一定关联，但遗憾的是，它并未促使中国在三百年前走向强大。

一百多年前，美国马汉提出的 “海权论” 意义重大，它有力地推动了美国海军实现彻底转型，助力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而我们从汉武大帝时期开始，一直致力于征西，仅仅是为了获取汗血宝马。汗血宝马的繁殖方式较为特殊，主要依靠母马繁衍后代，一匹一匹地生育，并非像普通马匹那样依靠公马播种，所以历经两千年，我们都没能组建起强大的马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忽视了海洋的重要性。回首往昔，两千多年来，为了戍守边疆，我们的先辈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当时，士兵前往新疆戍边，一旦出发，很可能永生永世都无法再与妻儿相见，即便有探亲假，凭借步行穿越沙漠的艰难程度，想要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很多人甚至连马革裹尸还的机会都没有。从这些历史过往中，我们既能看到前人的艰辛与伟大，也能察觉到我们曾经的短视与不足。正是因为我们没能更早地重视海洋，全球化的进程相比西方晚了几百年，直到当代才开始着重关注海洋发展。由此可见，研究文明发展的历史，确实能帮助我们找到解决世界问题的有效途径。毕竟，我们站在当下回顾过去，容易梳理出发展的轨迹，但处于当时的人们往往深陷其中，难以看清局势。就像关于智人的起源与传播，据说智人起源于非洲，一百万年前开始走出非洲，迁移到欧亚大陆。想象一下，在那个时候，人们要跨越广袤的大洋大洲，只能依靠划独木舟漂洋过海，面对波涛汹涌的海浪，不知有多少人葬身海底，或许一万条独木舟都未必有一条能够成功抵达彼岸。我曾经乘坐十七万吨的游轮经过赤道，恰好遇到风浪，当时只能一直平躺在床上，心中感慨万千，对先人们充满了无限的崇敬之情。

所以，我们要不断加强对哲学、历史、社会学等学科知识的学习。大家在学习过程中，不一定非要去钻研原著，因为读完原著也未必能精准抓住重点，倒不如去观看纪实片、讲座之类的视频资料。虽然这些视频不能完全等同于原著，但学者们会把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分享出来，大家多看几位学者的解读，就能逐渐明晰其中的道理。此外，还可以多关注西方具有代表性的节目、演讲、辩论等内容，以此洞察西方最新的思想动态、思辨要点以及社会心理的变化情况。而且，对于同一个事件，中西方媒体报道时的方向、观点以及所引用的事实与数据往往都存在差异，只有经常学习西方的文章，我们才能深入理解这种差异，进而拉近东西方思维上的距离，更好地进行信息沟通，妥善处理各类问题。

同时，公共关系部门每年可以招聘一些曾在西方留学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专业的博士、硕士，仿照财经体系的人才培养模式，将他们安排到非洲等艰苦地区进行锤炼，经过两三年的锻炼后，开启人员循环机制，如此持续十年，队伍就能实现长期的迭代更新，人才问题也能基本得到解决。

三、立足基础研究突破，寻求产业认同与发展

回顾华为过去 30 年的发展历程，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营造的良好环境，另一方面也受益于全球化的产业大环境。在上世纪 90 年代之前，全球电子工业是以日本为核心，在 70、80 年代，日本的电子产品风靡全球，不过当时其采用的是模拟电路技术，运算放大器的生产难度极大，成品率很低，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到了 90 年代，美国数字技术异军突起，开启了新一轮的电子工业革命，全球化电子工业由此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契机下，恰好跟上了这个时代的步伐，而俄罗斯当时进行的是政治革命，并未参与到这场电子工业革命之中，所以逐渐被边缘化了。华为就如同一只刚刚出窝的 “小麻雀”，一步步紧跟时代节奏，幸运地踩准了每一个发展节点，直至今日，才算是刚刚站在了起跑线上。

尽管如此，我们目前仍未得到个别西方国家的充分认同，但我们不应抱怨，因为我们自身确实还有做得不够完善的地方。有人提出 “百年基础研究的红利基本消耗完了，现在是存量竞争” 的观点，我并不认同。当下这个时代，正从管道模式转向平台化，平台又逐步向云化发展，私有云、小公有云也在逐渐汇聚成全球化的大云，云技术更是开始朝着智能化迈进，直至实现万物智能，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理论突破作为支撑。所以，基础研究突破所带来的红利并未消耗殆尽，而是正处于结构性深化的阶段。哪怕是对存量进行改造，也不能沿用过去鲁班师傅的老方法了。像亚马逊模式对世界产业格局的颠覆作用就极为显著，其在科技汇聚方面展现出了超强的能力。再比如 NASA 的改革，马斯克成功发射了大推力的重载火箭，这些都是我们目前还难以企及的成就。因此，我们要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去对待那些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家。

存量改造蕴含着重大机遇，但前提是必须实现突破才有改造存量的可能。就拿中国的高铁和轮船制造业来说，虽然很多所谓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别人手中，但我们通过持续不断地制造实践，外国却难以复制我们的成果，原因就在于我们掌握了总体集成这一核心能力。高铁与普通铁路有着本质区别，普铁速度较慢，其轨道基座是建在土地上，依靠道渣来调节平整度；而高铁的轨道基座则是建在岩石上，桩要打入地下几十米深，对稳定性要求极高，容不得丝毫波动。高铁工业的发展模式，走的就是 “合作共赢” 的道路，在当今时代，任何一项技术仅靠一个国家掌握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看造大轮船，主要依靠的是焊工群体，在华尔街，那些穿着西服的精英们很少有人愿意脱下西装去做焊工，而在中国，众多来自小镇的男儿经过专业训练后，成为了造船业的基础力量，他们凭借自身过硬的焊接技术，让我们具备了制造大轮船的集成能力，这同样是一种核心竞争力。可见，各有所长、互补互助才是发展之道。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企业的发展策略，过去多年，我们大多采用的是跟随战术，而近期我和研发团队交流时强调，研发人员要敢于 “站起来”，在战略机会点上争取实现领先。我们对客户需求的理解不能过于狭隘，不能简单地认为客户说出来的才是需求，实际上，客户需求涵盖了逻辑学和哲学层面的思考，它是人性持续激活与成长的体现，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客户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是需求，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同样也是需求，只不过后者更具长远性。

从人才结构来看，过去公司呈现的是 “金字塔” 形状，未来则应向 “倒三角形” 转变。我们要通过实现确定工作的智能化和自动化，缩小底部三角形的规模，腾出空间，从世界前沿招募更多的博士、硕士以及高端的科学家、专家加入我们公司。我们给 “Polar 码之父” 颁奖，就是要向全世界表明华为对科学家的尊重态度，传递出我们愿意与科学家合作的积极信号。面对美国的不认同，我们更要全力以赴把 5G 业务做得更好，努力争取更多西方客户的认可。

四、秉持 “合作共赢” 理念，构建公共关系价值观与战略纲领

未来公共关系的价值观与战略纲领核心在于 “合作共赢”，我们要努力构建一个开放的思想架构。公共关系部门就如同一把 “伞”，有时候可能会与业务部门出现观点或行动上的不一致，各有各的侧重点，这就好比唱双簧一样，业务部门扮演 “矛” 的角色去开拓市场、参与竞争，其实也并无不妥，毕竟合作共赢是公司秉持的大方向，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或许会充满困难，但要允许各部门在一定阶段有不同的节奏，慢慢引导他们转变观念，这就是华为的发展特色。

首先，公共关系部门要清晰准确地传达华为的价值观，将 “合作共赢” 作为核心纲领，以高屋建瓴的姿态，去构建世界平衡以及合作共赢的良好格局。倘若没有这样明确的纲领，很容易被外界误解为我们要颠覆世界秩序，进而遭到世界的排斥。对于行业中的领先者而言，或许可以更多地考虑自身利益；但如果想要成为领导者，就必须顾及他人利益。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期望能引领行业发展，但目前还尚未达到领导者的高度。所以，我们当下要努力实现战略领先，秉持利他和合作共赢的原则，这与西方的价值诉求是相符的，公共关系工作务必强调和平共处的重要性。

公共关系部门要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够领导世界的模型，营造出领导者应有的环境氛围，并且在价值观道路上，可以与技术、市场部门有所不同。公共关系走的是合作共赢、展现领袖姿态的道路；而技术和市场部门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往往会选择走竞争的道路，虽然路径不同，但可以慢慢协调。公共关系部门更多的是发挥帮助作用，而非指责批评。如果各方都沿着相同的道路前行，正反馈机制容易使公司走向极端，而公共关系对公司来说应起到负反馈的作用，要对公司的一些极端行为加以约束。当公司决策偏向激进时，公共关系部门要适时提醒，使其回归理性；反之，当公司过于保守时，公共关系部门则要推动其积极进取，这样才能确保公司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走偏。

公共关系部门还要担当起华为价值观传播使者的重任，当下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从所在国的本土文化出发，运用当地语言，讲述华为的故事、展现华为在当地的贡献等。例如，日本企业进入德国时，在波恩、杜塞尔多夫等城市种下了许多樱花树，深受当地民众欢迎，经过几十年的生长，如今这些樱花树已然成为当地著名的景点，这就是融入当地文化、增进情感交流的成功案例。

其次，公共关系部门以前主要扮演的是对外的 “盾牌” 角色，今后不仅要继续对外发挥防护作用，还要成为对内推动思想转变的 “催化剂”，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要保持开放的姿态。就如同练习太极拳一般，要讲究以柔克刚、顺势而为，少一些刚猛强硬的 “少林寺” 风格，避免咄咄逼人。可以适当自黑，展现谦逊的一面，但切不可自夸自大。我曾看过《远方的家》节目，里面有位师傅轻轻柔柔地舞动太极，脚下的沙土竟被内力震出一对浅坑，可见内功深厚的强大之处。对于华为员工来说，也要多修炼内功，因为只有自身内功强大了，才是真正的强大，才能扛住外部施加的重重压力。公共关系部门与心声社区要多引导大家进行思想上的修炼，要知道思想的提升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如今社会上存在对华为过度夸赞的现象，这其实是有害的，容易让我们的年轻员工产生错觉，误以为公司已经完全成功了，进而变得麻痹大意。

当前，我们对西方世界在权力结构、文化与冲突、价值观、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还缺乏足够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西方占据强势话语权以及掌控世界主流价值观的现实背景下，我们唯有站在西方的立场去理解他们的价值观，基于西方的思维方式去展开对话，才能实现有效沟通，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公司绝不能低估全球权力格局的动态变化，不能盲目自信，就像 100 多年前义和团那般，仅凭一腔热血而缺乏对局势的准确判断。我们要善于将外部环境带来的压力，转化为倒逼业务创新与管理改进的动力。借鉴世界以及中国的发展历史可以明白，只有不断解放思想、保持开放进取的态度、积极进行自我变革，企业才能不断发展壮大，走向封闭收敛是没有出路的。尽管当前外部环境在逐步恶化，但未来世界数字化、智能化和云化的发展空间十分广阔，只要我们在技术上坚持创新求进，踏踏实实地钻研出尖端成果，保持组织的活力以及员工的干劲，公司就依然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与能力，对此我们要充满信心。

五、推动公共关系从部门向 “场” 态转变

（一）构建内外之 “场”，全员参与公共关系工作

公共及政府事务部要致力于构建 “场”，而不是单纯地寻求突破。公司内外部的 “场” 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公共关系工作的关键就在于解决 “场” 的相关问题。

以往公共关系工作主要面向政府和媒体，如今构建 “场”，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为之贡献力量。就如同只要物体带电就会产生电场，带磁就有磁场，发光就会有光场一样，公共关系的 “场” 也是如此。例如在大学举办讲座就是很不错的方式，讲座前滚动播放有关基础研究和基础教育的视频，很多学生会主动下载、传播这些内容，因为它们传递的是正能量，而且讲座所传达的价值观也会产生积极影响，毕竟国家未来是由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来主导的。

过去这些年，运营商客户一直是我们构建商业环境的重要支撑点。随着终端、企业业务的不断拓展，众多的供应商、合作伙伴以及企业客户都有潜力成为新的支撑点。比如我们与徕卡的合作、和欧洲汽车厂商的合作、以及与日韩一些大公司的合作等，业务部门已经开展了许多具有战略价值的工作，公共关系部门要积极跟进，与这些新伙伴共同构建更多的支撑点。支撑点越多，公司这艘大船在市场的浪潮中就能行驶得越平稳。

公共关系工作要走搭载融合的道路，工作职责的边界不要划分得过于清晰明确。并非要通过增加大量预算、扩充编制来开展这项工作，而是要倡导全员参与。公司的高层领导本身就肩负着公共关系的职责，地区部总裁、代表等所有领导其实都相当于公关经理。以前我给终端部门讲过，可以在做广告时顺便融入公共关系元素，让广告更具文化内涵；同样，在进行公共关系宣传时也可以顺带推广终端业务。此外，像员工的个人账号等民间宣传渠道，都可以发挥传播作用。余承东的微博拥有上千万粉丝，而且粉丝之间还存在层层传播的效应，借助这样的渠道，就能在民间引发良好的传播效果。可以说，公司的每一位员工，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实际上都代表着公司的形象，全员都是公关工作的参与者。

（二）善用公司变革产生的 “场”，促进多元交流与展示

我们也要敏锐察觉到公司在变革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 “场”。比如溪流背坡村勃艮第的咖啡厅就很不错，大家可以去亲身体验一番。

有人会好奇，华为为何能够做到上下总体保持一致呢？其实关键在于我们确立了 “立法权大于行政权” 的原则。在公司进行讨论时，是允许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的，哪怕是反对意见也可以提出，然而一旦做出了决定，就必须严格执行，若拒不执行，那就只能面临下岗的结果。例如，拉美地区已经在试点 “合同在代表处审结”，当下 “考军长” 活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我们要营造像海德广场那样的氛围，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半个小时在食堂走廊进行学术报告分享，讲述自己的观点以及所做出的贡献，即便可能没有一个观众，但这个过程也有助于提升个人的内心强大程度。公共关系工作也可以借鉴这种方式，给每个人半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风采。在进行考评时，就依据这些展示内容来沟通评价个人的价值，而不是拿着刻板的标准去筛选，把优点全部过滤掉，只留下缺点。

公共关系工作还可以在发生重大历史事件时，组织员工各自组合扮演不同的角色，开展辩论推演活动。比如在中东危机事件中，有人扮演北约，有人扮演伊朗、俄罗斯、美国、沙特、以色列等各种利益团体，通过这样的思辨过程，大家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具说服力，就会积极去搜索资料，这本身就是一次非常深刻的学习机会。也可以各自扮演新闻发言人，通过模拟活报剧的形式，进一步加深对事件以及不同立场的理解。

（三）明确公共关系基本原则与边界，维护国家与企业利益

公共关系工作的基本原则与边界必须清晰明确，例如 “我们不能介入民族矛盾，不介入阶级冲突，不介入宗教问题，不介入地缘政治，不选边站……”。海外工作的边界有时候不仅仅局限在当地，甚至可能涉及到国内，我们绝不能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去换取企业的利益。同时，我们也要时刻感知一些敏感问题的脉搏，不要去挑战别国的制度自信。

公共关系部门要持续对纲要进行修改完善，不断迭代更新我们的架构体系。未来我们要有领导世界的能力，当下就要提前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