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短波接收与收音机管制的亲身经历

文：愚人 作于2000年前后
　　楼下谈到无线电通讯在中国的管制问题，我想，也许我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些我的知识。

我从小学二年级（1954年）开始就热爱上了业余无线电制作活动，一直到高中毕业（1965年），五十年代早期，父亲又在一家无线电修理店工作过，对短波收音机的情况有所了解。

据我的记忆，短波收音机在中国从解放起包括文革期间，从未被禁止买卖和使用，其原因大概是“一汉奸”网友说的，中国国土太辽阔，地形太复杂，如果没有短波无线电接收，则边远山区将不能即时得到中央的消息和指示，这是因为五十年代初期以后，由于当时的财力，还不能做到在各地建立中波转播台和中继站，而中波在近地空间衰减很大，传播范围很有限。当然，短波衰减更大，但是短波具有被电离层反射的特性，所以短波能通过电离层的反射被传输得很远，只是由于电离层的不稳定和其他气象因素，使得短波接收不稳定，在这种中国的特殊国情下面，短波的接受和短波收音机的买卖所以从未被禁止，文革亦然。

不过，在五十年代早期，大约从1949年到1955年，购买短波收音机需要凭借公安局的证明，据我了解，限制对象不是很严。同样，各无线电修理店铺都必须向公安机关登记注册，受到公安机关的监督。另外，购买强放真空管，例如进口美制3S4等管，也需要出示公安局证明，这是因为强放管可以用来制造功率较大的短波发射机，向境外进行短波发射，那就不是收听敌台，接受美帝、台湾蒋党反动宣传的问题了，那是特务行为，而特务行为将受到坐班房的严厉惩罚。

我父亲经常提醒我注意，切不可在制作收音机时，收听敌台。他告诉我，大约1952年时，他们店里一位维修人员在店二楼收听敌台时，不知什么原因，竟然把音量开大，而又在开大以后出店去隔壁电影院看电影，也许因为他开始时在收听外台音乐（五十年代时期，对音乐的限制不大），所以未曾引起他的警觉。

倒霉的是，他的收音机联上店铺外的高音喇叭，就在他看电影期间，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免费向街上路人宣传了十几分钟，直到群众报警，派出所破门而入（那天是星期日，只有他在店里折腾），他自然只有被逮捕的下场了。类似的案件，在文革中我还听见过一次，那次发生在我在野外呆过的一个小镇的公社广播站上，收听的是苏修莫斯科电台。

高中时期，我和学校业余无线电制作小组的成员们共同制作了一台小功率中波发射机，用我们设计的天线，估计最大有效传输半径只有一公里，我们请班上一个女生唱歌，然后在校园另一端接收，接收效果很清晰，但就在我们实验的十几分钟里，学校当局接到公安局电话，提醒学校方面注意，有学生违反无线电管制条例。

至于收听敌台的事情，从解放以来从未终止过。这是因为中国自从解放前即开始的广泛的业余无线电活动，那时候，从大人到小孩，玩业余制造收音机的很多，从矿石收音机到单管，五管电子管收音机的业余爱好者大有人在。一般简易单管或双管机采用再生式接收，灵敏度很高，不但在短波段甚至在中波段也能采用仔细的调谐，清晰地收听到，因为当时干扰台的功率不大，不可能完全压制住敌台信号，且不说敌台经常轻微变动频率使主频率漂移到干扰台的主频之外，而且由于可以仔细调节再生（正反馈）的强度，使之刚好在临界点前一点（振荡发生点），这时候收音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都处于最好的状态，极为敏锐，完全可以有效地避开干扰。最后，一般在午夜以后，干扰台会停止工作，这便可以躲在被窝里放心大胆地收听反动宣传了。

文革中，收听敌台的现象非常普遍，特别在1967--1968武斗混乱期间更是如此，有时候甚至到了聚众收听的程度，例如这期间，我在大学宿舍里的战友们一起收听美阿波罗号飞船登月的美国之音广播。

文革中还有一项创举，那就是有些群众组织公开使用大功率发射机播送其组织的宣传，其宣传甚至完全和政府电台方式一致。例如我所在城市某高校使用大功率发射机全天二十四小时播送其所属总部的宣传，其功率之大，甚至压制住临近频率的市广播电台。记得我那时正在一处与该组织“解放区”隔离开的“敌占区”为一朋友调试一台自制的超外差式收音机中放部分，所收听到的这个红卫兵电台的广播使我们感到很亲切和兴奋，这大约就是第二次大战里，在淪陷区追求自由的人民收听盟国电台的心情。

编辑+配图：收音机评论译介 来源：广播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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